|
2008年，大事不断,图书市场也迅速作出了反应。雪灾、地震后,诗歌、报告文学异军突起,口水与眼泪齐飞,忧伤与安慰并行；奥运、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都是牵动国人神经,对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影响深远的事件。竞技,不仅在“鸟巢”里进行,各式各样与它有关的出版物也在场外齐声呐喊,与奥运之父顾拜旦有关的图书就不下十种。而三十年的盘点更是规模可观,有官方的角度,也有民间的视野。纪事体和口述史各领风骚,理论和叙事争妍斗丽,名人草根各说各话。应景又叫座的有《激荡三十年》、《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袁庚传:改革现场》,还有本省的《木棉花开:任仲夷在广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等等,均是个中的佼佼者；随着股市楼市双双由牛走熊,上半年还是在教人如何赚大钱,下半年已经开始恶补金融知识和经济学常识了。从《股市赢家》到《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的切换仿佛就在一夜之间,而去年的《货币战争》和今年的《捍卫全球化》两本书的同台PK并且各赢得粉丝无数,个中意义颇值得玩味；可是,无论经济如何浮沉,忧伤还是兴奋,健康永远是重要的,于是各种保健类图书总是占据着图书排行榜的榜首:《求医不如求己》、《温度决定生老病死》《人体复原工程:人体作用手册2》等。此外,好看又好卖的还有《食品真相大揭秘》、《马未都说收藏系列》、《包容的智慧》、《听杨绛谈往事》、《我的精神自传》、《陈寅恪与傅斯年》，等等。
岁末盘点，是国人的传统。本期我们请来李公明、止庵和王晓渔这三位勤奋的学者,请他们将今年读过的新书中各挑出十本好书来推荐给读者朋友。掀开学者的书房一角，让我们一窥他们的读书生活,感受一下他们“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的文人趣味和学者情怀吧。
李公明
在书窝中寻幽探胜
首先谈谈今年三本关于书的书:《坐拥书城》(埃斯特尔·埃利斯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刘易斯·布兹比的《书店的灯光》(上海三联,2008年10月)和斯图尔特·凯利的《失落的书》(三联,2008年4月)。
《坐拥书城》的卷首语:“灵魂之药房”,这是古罗马图拉真大帝广场图书馆的铭文,说得很好———对于书房,没有比这更好、更简洁、更智慧的描述了。好书就是灵魂的补药,对社会也是对个人。四十位书迷———并不都是藏书家———的书房,每一家都很悦目、很亲切,所谈的都是藏书人最自得也最隐秘的心事。翻了半天,我最认同的是诗人和翻译家理查德·霍华德的书房:“在这间公寓里的人,夜间就寝,早晨醒来,出入门口,看到的都是书”,我们家亦如是,本书中归在“文人的书窝”一类———仅是个窝而已。
《书店的灯光》的作者曾长期任职于书店,他围绕着书店谈它的气息、它的运作、它的历史,以及他个人对书和书店的感情,总之是关于书店的一切。全书的第一句话:“我的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最后一句话是“我转身进了书店”。不像是故意的前后照应,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斯图尔特·凯利的《失落的书》简直就是对于书的脆弱命运的盘点,是爱书人最想看到、又最怕看到的清单,是与现代大众文化背道而驰的思古之野马。该书如果与文学史、思想史并读,可能会更有意思:我们将看到在历史上的名人被世人承认的幸运有时候是多么依赖于书的命运的垂青!比如被伊拉斯谟称为“英语世界的光芒与荣耀”的约翰·斯歌顿,流传下来的仅是多部轻松、活泼的诗歌,和他的“斯歌顿体”,而他的神学、政治学、戏剧学、语言学、浪漫文学以及颂诗,统统失落了。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的导论中说此书的目的是鼓励和警惕把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论述的范围包括了摄影、绘画等各种图像,而切入的角度则有图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领域。作者视野开阔,从传统艺术图像到当代影像均有论述。第十章“超越图像学?”讨论了一些带有思辩性的方法论问题,凸显出在后现代背景中的图像问题的复杂性。
约翰·法比安·维特的《事故共和国》(上海三联,2008年6月)讨论了安全生产的法律建构问题,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法律建设的推动作用毋庸赘言。《事故共和国》的副标题是“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揭示了隐藏在工伤与赔偿制度背后的政治与法律博弈。有美国学者认为该书“谈到了手指是值30还是60美元,触及了苦痛的政治表述,亦即苦痛如何被衡量、被商品化、被表达、被压制……”这些痛苦的经验曾经转化为美国法律建设的动力,导致在1910年就建立了工人赔偿体制,并且塑造着美国的社会政策。
由近代奥运创始人顾拜旦的后人顾拜旦男爵编撰的《“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一生》(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5月)以丰富的图像资料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对于曾置身于奥运热潮中心的国人来说,这位“奥运之父”的许多人生与思想特征仍是很陌生、或者是不愿意了解的,比如他的贵族出身、神学指引、古典学向往、教育学关怀；还有他的古希腊梦和近代英国梦的浪漫主义向往等等。顾拜旦把奥林匹克主义定义为一种人生哲学不是一种空泛的说法。古典学在我们今天这种被实用功利主义彻底宰割的教育体系中简直近乎天方夜谭,但我可以说,中国人离古典学有多远,离现代文明就有多远；狂热地涌向街头的人群离古典学有多远,离真正的奥林匹克源泉就有多远。
英国学者马克·吉罗德《城市与人———一部社会与建筑的历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1月)的主题是关于城市与人的生存问题,其视界、旨趣非常恢宏、深远,它以众多城市的个案分析了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是如何塑造着城市的发展面貌。
彼得·伯格的《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开篇就指出,社会学家并非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些社会工作者、调查者、改良者等等,然后在全书中层层深入地坦陈什么是理想的社会学家:一个充满人文主义情思的人,在社会中是一个智慧的观察者、耐心的倾听者、警惕的怀疑者、敏锐的发现者、甚至是自由的游离者。伯格此书被誉为经典的社会学入门书,但又全无冠冕堂皇的学究气,而是如书名所讲的是一次“邀请”(invita-tion),欣然赴会者自然可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书中有些叙述并非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理,但其所思正中我曾经之想,如面对城市中万家灯火,想到如何洞悉社会表象下的真相,这就是社会学的视角:揭示支配社会结构的权力机制。社会学的反思视角使他在“不能改变或破坏社会”的时候,循着“退让”、“策略”、“角色距离”等路径进入到“一个有用的概念———游离(ecstasy)”。它是指适时的置身局外、适时地步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与自己日常扮演的角色拉开一段距离。
近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食品安全风暴使人们极为关注食品生产的真相,但是人们应该知道比技术的真相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上的真相,因为这才是假、毒之源；另外,在风暴中人们会更加迫切地责成公共管理机器的庇护,也就是大兴问责之风。然而,加拿大法学教授乔尔·巴肯的《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却很清晰、很简捷地告诉我们,在现代经济中,一方面国家保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免受公司所害的力量在不断减弱,另一方面国家维护公司利益的力量却在不断增强；我们不应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管制公司,而应该思考国家与公司的利益是如何连结在一起的、国家会为了谁的利益来管制公司。这可是一个事关“存在,还是毁灭?”的真问题,远非单纯的向官员问责所能解决。
纳扬·昌达《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中信出版社,2008年5月)力图阐明的是,早在1961年“全球化”这个术语在英文字典中出现之前,人类的生活早已是经由各种方式“绑在一起”,似乎是印证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古老格言，而且可以追加一句:太阳底下只有新术语。作者绝非是“全球化”的盲目鼓吹者。在最后一章“前路”中,作者对人类文明经过“全球化”洗礼后的富庶与贫困、民主与独裁、挑战与危机等作了全面的总结,“我们清楚地知道,人性中的种种希求、渴望与恐惧已将我们的命运编织在一起,既无法拆解,也不可能复原。”这就是“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而今日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已经使我们痛切地感受到它的真实内涵。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8年12月28日 15:27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