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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仪式失败的辩解与仪式本身的规定密切相关。老刘店人求雨仪式对参加者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出发前沐浴更衣，“神路”上列队整齐肃穆，赤脚行走，禁止乱说，提高警惕；返村途中，会有邪恶的鬼神化装成各种动物或人来截雨，所以往返要经过不同的道路，要用枪打死或吓走飞禽走兽，用竹枝挥走飞虫，避开行人。不与沿途村落人见面，是为了避免本村所求之雨被外村人截走。老刘店人用种种积极的或消极的措施以保证求雨成功。然而，正是这些求雨过程中的防止雨被截走的仪式行为本身，反过来为求雨的失败提供了借口。换言之，仪式行为本身就暗含着民众对求雨失败的辩解。对此，安德明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民间信仰（宗教）在人们观念中，具有着强大而深厚的影响。围绕着坚定的信仰观念，每一种宗教信仰中，都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的逻辑体系。它把一切问题都纳入到了这一体系之中。当相关的仪式举行之后，如果取得成功，则自然会归功于信仰的力量；如果不成功，它也能找到一种为信仰辩护的理由：或者是举行者不够虔诚，或者是仪式的某些规则受到了违犯，等等。总之，信仰的根源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怀疑，相反，人们却会仍然以信仰为基础，寻找“这一次”的仪式所以失败的原因。这样，信仰领域的“灵验”，便总能得到一种自圆其说的证明，并且因为这种证明而不断地在人们心中得到强化。（安德明，2003：196－197）
3．灵验仪式的叙说
对于求雨有效时间与其灵验程度的关系，村民们未必全不了解。然而，有时候雨下得如此及时如此精确，就不由他们不信了。对于那些特别灵验特别奇特的例子，他们不但深信不疑，而且还会被他们经常提起。当笔者问及老刘店求雨如何灵验时，村民们常常是举一些最为灵验的例子来说明问题。1953年的求雨的灵验经常被提起：
特别五三年那一回显灵到哪儿了？取回来以后，人得谢雨。同是取雨的都得到那个雨棚跟前磕个头才能走哩不是？这磕的时候刘明全是主持人，他说“先尽外庄磕，不哩淋了”，一点云彩也没得，不哩旁的都说这是说疯话哩？一会儿起了没多大个云彩打这个东南角，“哗——”大猛雨淋着过来了，下得沟满河平。人家都走到北场就淋了。可是有一点，哪个庄没去哪个庄就没雨，哪庄儿去了哪庄有雨，那一回。报告人：李洪成，66岁，老刘店村农民。
还有一次，大约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
我记事那二年取雨准头。到屋里老汉们说赶紧洗洗，洗洗赶紧走，不哩有的就走不到屋，叫先尽远的磕头。回来了得磕头知道不？先尽远的磕头，你像邱庄、魏沟这些地方。磕着磕着就哗哗叫。那天那日头毒得就跟现在样哩，热得穿布衫么。回来了，老汉，就七爷说么，“赶紧磕头，先尽远的，近哩了先等着，不哩远的走不到屋。”我说“这老汉说疯话哩”，人家不叫说，当小孩的么，人家不叫说，照头上就打了一巴掌，不叫吭声。我说，“头顶儿连一丝云彩毛都没有会下雨？”谁知道磕了没有一半哩从那西南角上起了一小片云彩，跟个小盆样，说话不及淋得看谁淋得湿。都不相信。回来时候老毛遂就走不动啊，抱着雨瓶，几个人搀着。报告人：陈某某，48岁，老刘店村农民。
很难确定这种叙述中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不过仪式一再举行，总会有成功的例子，求雨后巧逢降雨，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一旦发生，就足以让人们传诵多年，作为求雨灵验的一个显赫证明。“人类底记忆对于积极的证据永远比消极的强，一件成功可以胜过许多件失败”，（马林诺夫斯基，1986：69）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效果一般而又没有发生特殊事件的求雨事件就会被人们淡忘，但这些特别“灵验”的求雨事件却会由于不断被提起而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强化，并可能模式化为一种经典的表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述两个人对两次求雨的描述的相似性看出。正是这些强化了的灵验记忆构成了有关求雨结果的集体记忆的框架。这又会使得听众甚至他们自己对其求雨的灵验性产生一种夸大了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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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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