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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0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中文所博士候选人陈芷凡在民文所会议室进行了题为“台湾原住民口传文学、作家文学的研究现状与思考”的演讲交流会。我所所长朝戈金、副所长汤晓青、理论室主任巴莫曲布嫫、文学研究所港台澳文学研究室主任黎湘萍，以及所内外诸多学者和硕博研究生都参加了会议。演讲会场暖意融融，宾主互动热烈，在这寒风呼啸的冬季显得格外温馨。
陈芷凡的演讲以风靡台湾全岛的电影《海角七号》为序幕，展示了其中的原住民文化元素。影片中的两位男主角分别来自台东阿美族、屏东鲁凯族，代表原住民文化的马拉桑小米酒、饰物琉璃珠在影片中频繁出现，成为一种象征。她介绍了南岛语族的分布状况，向与会者展示了台湾泰雅、卑南、鲁凯、排湾、布农、阿美、赛夏、邹、邵、噶玛兰、太鲁阁、雅美等十二个原住民族的居住地域及其丰富多彩的文化。演讲人指出，台湾原住民面临着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其中外来语言如汉语、英语等在族群生活中被频繁使用，对族群文化的传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原住民进入都市谋生，成为“鹰架上的猎人”，反映了文化冲突中某些无奈的现实。以民族志影像纪录片《阿美嘻哈》为例，它记录了都兰部落的阿美青年以年龄组织为基础，将当代所耳濡目染的流行文化，基于都兰当地的文化与社会传统，独树一格地创造出一种融合了歌曲、舞蹈与游戏的身体表现。影视人类学对于台湾原住民生存与文化关注愈加集中，以胡台丽导演的人类学影片《兰屿观点》为代表，它纪录了台湾兰屿雅美人的社会价值观、宗教信仰与传统生计活动等，以及和外界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困惑、矛盾、调适与冲突。当前，台湾原住民的传统祭仪甚至被当作文化的表演在向世人展示。集观光与展演于一体的“南岛婚礼”则让外来者深入原住民部落，体验原汁原味的传统婚礼。
演讲人将台湾原住民的民间文学发展誉为“以歌写诗的岁月”，其基础研究来自于日治时期的人类学调查，其母题研究方法与大陆十分相似，比如揭示人类的起源，如雅美族的“石生”、“竹生”、“膝盖生”等母题；又如解释自然的母题，如射日神话等。如今对原住民民间文学的关注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是祭仪文学，其二是从口头到文字记录的过程，其三是民族志的省思、媒材，其四是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联，其五是各族神话大辞典的编辑。
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的成长则是一段“以笔来唱歌”的历程。早期，台湾社会对于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以及各种成见和歧视使得原住民族群处于被“污名化”的地位，官方推出了“山地三大运动”、“改良山地风俗，提倡节约勤劳”（9条）、“发展社会教育，推行国语国文”（20、22条）等等政治策略来试图改变原住民的传统。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对原住民的表现以吴念真的电影剧本《老师，斯卡也答》、《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等为代表，原住民的一些风俗习惯在影片中有所呈现，还有对其价值观进行了重塑的意图。之后吴锦发汇编了《悲情的山林：台湾山地小说选》、《愿嫁山地郎：台湾山地散文选》，成为台湾原住民文学的滥觞，但这也是属于原住民文学的“周遭文学”阶段，书中大量收录的是非原住民作家有关原住民的创作，只有少量原住民作家的作品。
随着1983年台大的原住民学生创办《高山青》的杂志效应、1984年“原权会”成立、1987年 “台湾原住民族权利宣言”发表以及1994年“原住民”一词正式“入宪”，这些社会变革历程深刻地影响了原住民文学的发展，原住民文学迎来了发展的繁荣期。瓦历斯•诺干的《番人之眼》、夏曼•蓝波安的《冷海情深》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布农族作家瓦利斯•诺干认为原住民文学的特色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其一，对族群文化失落的感叹（认同问题）；其二，关于“帝国”对原住民的压迫及其呐喊（“原汉”交锋问题）；其三，文明与荒野的冲突（现代性问题）；其四，进步发展与原住民文化的剥夺（自然书写问题）。
族裔文学的发展也牵引出了阶段性的思考，瓦历斯•诺干的观察主要集中于被压迫的原住民族群状况，强调作品应反映出民族自觉，不过原住民文学还应该有更大的解释空间。Arif Dirlik就通过对族裔作品的反思指出，除了原住民文学作品的民族认同，还应该重视其中的艺术成就及创造力。
演讲人提到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主要讨论的是原住民汉语书写的问题，原住民文学所表现的混杂语言的意图及其文本效应包含了三种层次的展演，即汉语沟通的效应、汉语的逆写样态、原汉语言并置。在母语与汉语写作之间存在着“宣示”文化与“沟通”理解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翻译的可能在文学内容与语言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
演讲人回顾了自己有关“政治正确的原住民文学？”这一问题的提出。首先，在文体归类的问题上，台湾作家宋泽莱将兰屿雅美族人夏曼•蓝波安《海浪的记忆》归类为“短篇小说集”，这和一般文坛将其置于“散文”范畴，有着判断上的差异。陈芷凡认为问题不在于归类属性的对错，而由宋泽莱的判断，发现了原住民文学“体例”[文类、体裁]的复杂性，揭示了原住民汉语文学中口述的特点、归类之繁复面向。其次，原住民文学的文字常因作家尚能掌握部分的南岛语言语法及语序，在书写过程中不经意或刻意运用该族群的词汇句法，形成了奇异修辞。再次，族群书写的“牢笼”问题。原住民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只是族群生活的部分“真实度”，而是否存在族群指导的“用意”与“效果”则不得而知。要如何避免让属于自身的部落经验，落入一种文学耗材的困境。当族群本质成为文学的价值，当弱势族群书写者为了表现其本身的特殊性，无论是固守族群的本质还是因了消费的想象，都可能迫使书写的题材内容受限，形成创作的困境。最后，原住民作家一旦以部落作为书写题材，特别是在描述族群共同经验时，不免要面对Spivak《从属阶级能发言吗？》所提出的反思。对外族的读者而言，这些问题的揭示有时候隐藏在作家的光环之下，然而，对该族的读者来说，“真实性”与“代言”的关注相对地较为严苛。
在座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积极地参与到了演讲的互动之中，就原住民文学的“人性关怀”问题、多重文化冲击下的母语创作问题、边界写作问题、作家身份认同问题、在台湾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等诸多焦点进行了讨论，大家在学术观点的交锋和对话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访问学者陈芷凡主页：http://iel.cass.cn/expert.asp?details=0&expertid=161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08-11-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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