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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捆绑来自于现行制度下对博士论文的要求。一个纯粹的描写性的、关于某一地方的民俗志大概不足以满足对一份博士论文的要求，于是作者在实地调查资料之外，“本书还将利用其他地区相关民俗志的资料，来说明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整体文化中的共同特征，并力图对中国民间信仰的一般特点作一总结”。为了弥补地域研究广度上的局限性，作者“用比较的方法，注意结合其他地区现代的民俗志资料以及古代文献资料，力求对中国农事禳灾习俗的普遍规律作出概括”（以上引文内容均见第３５页）。当１９６１年里奇（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提出社会人类学应该考虑提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的时候，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学者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民族志调查和写作的积累。当中国民俗学中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个案研究还刚刚处于起步状态的时候，以一份三年以内必须完成的博士论文来承担如此巨大的理论雄心，缺少的不仅仅是现实的基础，而且还有对当事人人文意义上的公正。其结果必然是以牺牲民俗志的细节为代价而成就横向的（即与其他地域的民俗志资料）或纵向的（即与历史文献资料）比较，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理论就难免要去与百年来社会人类学界图腾级大师们的理论相互印证，从而成为新一轮的老生常谈。由此，我们也不得不重新思考，是否应该对民俗学的个案研究降低理论上的期待，为他们开辟出一片自由的空间：不以验证、发挥某种风行的理论为目的，不以为解决现实问题出谋划策为己任的自由，以便年轻学子在他们的学术实践中提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提出引起学界同仁可以共同思考的问题，以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和空间。
第二重捆绑来自语言。确切地说，来自某些通行的、却经不起推敲的概念和习以为常的表述句式。对此我不想举出繁琐的例证。有一点可以完全肯定：如果作者将自己实地考察所得的材料用另外一种语言（比如英语）完成一部民俗志，必将会引起国际文化（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的热切关注，中国民俗学会因此被国际同行们刮目相看。对于作者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才力，我丝毫不加怀疑。至于作者是否可能获得这样的自由空间以及是否有如此的愿望，那就已经远远超出一篇书评可以讨论的范围了。就此打住。
（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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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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