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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雄有惊人的成长速度。
传奇英雄尽管少年苦难，却总是能在年青时建功立业。觉如11岁赛马得胜，获格萨尔王称号；江格尔3岁攻克3个城堡，4岁攻克4个城堡，5岁活捉5个恶魔，7岁建立宝木巴国；玛纳斯长到9岁，便能策马征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金庸笔下的武林英雄们也在遵循这一模式。尽管金庸在小说中没有明确标明英雄的实际年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乎每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英雄们都还处在订婚阶段。
老百姓的情感总是爱憎分明，中国民间不仅极少关于“谅解”的故事，而且对复仇的时间也有较高要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另一种解法是：十年以后就太晚了。英雄要报深仇大恨，非得速成不可，不论具体方法如何，目的总是一样：不能让敌人舒服太长时间，要让英雄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如果英雄成长太慢，埋没太久，错过了婚龄，还很难找到理想的对象。所谓“大器晚成”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在上策之列。
5、英雄周围有众多美女，英雄宠爱最出色的那一位。
一夫多妻是男权社会的标志之一，史诗的传承和讲唱者大都是男性，英雄身上寄托着男人的趣味和理想，众星捧月也就成为必然。受到英雄宠爱和人民爱戴的，总是德、才、色三者兼备的理想女性。格萨尔王先后纳妃十数位，高贵、美貌、坚贞的珠牡是他的至爱；关于江格尔的夫人有两个版本，一个说是最美貌，一个说是最智慧；玛纳斯有三位妻子，其中卡妮凯拥有所有的优点，最受柯尔克孜人民爱戴。
金庸基本上坚持了一夫一妻制原则，但还是喜欢讲述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以此取悦自己和读者。不同的是，史诗婚姻多是征战、赌赛的结果，是史诗年代的产物，而金庸则以现代人的观念，将这种男女故事处理成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关于自由恋爱的故事。华筝的率直、黄蓉的精明，阿朱的善解人意、阿紫的刁钻古怪、康敏的阴险狠毒，任盈盈的示爱方式、岳灵珊的移情别恋、仪琳师妹的一往情深，甚至灵鹫宫的侍女给虚竹换衣服的细节，都被金庸处理得妙趣横生、柳暗花明。
英雄最后得到的，总是最符合读者审美理想、最适合英雄事业生活的那一位。美貌自不必说，黄蓉的精灵古怪最能弥补郭靖的木讷，任盈盈的宽容最适合令狐冲的散漫放纵。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就能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
5、 一女两男的婚姻赌赛。
婚姻赌赛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母题，据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先生考证，早在尧舜禅让传说中就包含着“难题求婚型故事”的因子，舜在尧的两位女儿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父瞽叟和弟象的三次致命迫害（也即三道试题），取得了尧的政权和两位帝女的爱情。
理想女性不仅是男人迷恋的对象，而且是需要男人用自己的实力去争取的对象。到远方通过斗争获取美女和战胜掠夺者一样，都是英雄所必须进行的冒险活动，而且大部分的美女争夺战，最终都体现为两强相争。
觉如赛马称王的奖赏之一，就是美女珠牡，而他的主要对手，也只有超同的长子东赞。《江格尔》英雄洪古尔为了娶得美丽的卓莉赞丹，不得不完成岳父交给的三项有生命危险的任务，杀死三大猛兽，还要与上天的著名勇士铁木耳布斯进行赛马、射箭、摔跤好汉三项比赛。金庸小说中最典型的婚姻赌赛是桃花岛上郭靖与欧阳克之争，作为岳父的黄药师同样出了三道题目，其中两道也有生命危险。不同的是史诗英雄往往三战三胜，而金门英雄一胜一负又一胜，峰回路转，更加刺激，扣人心弦。
史诗赌赛是单纯的武赌，金庸小说还有奇妙的文赌。西夏公主招亲，志在必得的慕容复和其他招亲者一样，根本无法回答公主提出的三个问题，虚竹结结巴巴的几句话，却正是公主所要的答案。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赌赛中英雄一定会得到女方的事先或暗中帮助。觉如赛马之前，珠牡帮他擒获了赤兔马，为他配备了最好的马鞍和马鞭；洪古尔在卓莉赞丹的帮助下才杀死了三头凶恶的猛兽。同样，没有黄蓉的帮助，郭靖不可能战胜欧阳克；西夏公主的招亲试题，就只为虚竹而来。赌赛婚姻本质上带有上古掠夺婚和服役婚的遗俗，女方的帮助，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原始母题中两情相悦的不足，以缓解男女双方在赌赛中的矛盾和冲突，为将来的幸福婚姻埋下伏笔，这一情节显然是史诗中后起的母题。
6、英雄的装备非常齐全。
对于史诗英雄，美人宝马缺一不可。英雄的宝马均有神奇的感应能力。格萨尔王的赤兔马神骏无比，甚至能遨游蓝天，与人交谈，它帮助觉如成功赌赛称王；在蒙古族，骏马更是英雄事迹中时刻不能分离的唯一可靠的助手，骏马的出生往往是勇士诞生的先兆，神马阿兰扎就比江格尔年长一岁；玛纳斯除了拥有骏马，还有巴里塔老人送给的金枪、宝剑、长矛、利斧，借以征战，无往而不胜。
金庸较早期的作品也有宝马宝剑宝物情结。以郭靖为例，未出世时即已获得丘处机馈赠“剑刃锋利之极”的小短剑，剑上刻名“郭靖”，后来用它杀了铜尸陈玄风，到大漠后，先是马钰为他抓来一对神雕，后来又遇小红马（传说中的汗血宝马），治马大师韩宝驹一筹莫展，却被郭靖一举擒伏，不是金庸安排的“天意”是什么？一马双雕，感应神奇，跟随郭靖行侠仗义，立下了不少功劳。
但在金庸后期的作品中，宝马宝剑这些外在的硬件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内置的软件逐渐为英雄所接受。最典型的是段誉的“六脉神剑”，随手一指，就会有莫大威力；其他如洪七公传给郭靖的降龙十八掌、逍遥子传给虚竹的逍遥神功、风清扬传给令狐冲的剑宗剑术。这一改良，使英雄有可能摆脱累赘装备的束缚，大大提高冒险活动的自由度，为他们孤身探险、混迹人群、装穷卖傻、飞檐走壁等活动提供方便。
7、英雄体内，积聚了自然的精华。
绮依尔迪怀上玛纳斯的时候，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想吃神鸟的眼珠、老虎的心、狮子的舌头。弗雷泽认为这是一种顺势巫术，“野蛮人大都认为吃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肉，他就不仅获得了该动物或人的体质特性，而且获得了动物或人的道德和智力的特性。所以，如果认为某生物是有灵性的，我们简单的野蛮人自然希望吸收它的体质的特性同时也吸收它的一部分灵性。”[5] 这种观念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国民间有“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所以作者往往调动各种吃的方式，对英雄的体质进行“恶补”。
梁子翁“照方采集药材，又费了千辛万苦，在深山密林中捕到了一条奇毒的大蝮蛇，以各种珍奇的药物饲养。”[6] 本望蛇血大增功力，却非常意外地被郭靖吸去了蛇血。段誉身中剧毒，全身僵硬，只是等死，没想到却有一个号称万毒之王的莽牯朱蛤自己爬进了他的胃里，不仅攻下了段誉体内的毒，更让他从此百毒不侵。这些机缘巧合，完全可以看作是金庸施与英雄的顺势巫术。
金庸的聪明在于决不会将某一种招数用到老，甚至会在下一部作品中故意将这一招用糟。到《笑傲江湖》，令狐冲重伤以后，各种各样的武林人物争相为他疗伤，大家想尽办法用尽天下的名贵药材对他狂轰滥炸，没想到全都火上浇油适得其反，巫术至此失灵。正如朱子柳用来大显神威的书法武功，到了秃笔翁手里，就被令狐冲破得没有还手之力。
8、英雄结义和兄弟背叛。
结义和背叛，是同一层面关系中的正负两极。德国著名蒙古学专家海希西教授认为，英雄结义母题是氏族社会瓦解、部落联盟建立的社会发展进程在英雄史诗中的投影。[7] 无论部落还是个体，联盟是一种将有限力量无穷扩大的有效方式，结义是孤立无援的少年英雄相互寻求支持的需要。在弱肉强食的暴力世界中，结义是一种相互的心理依托，激励斗志的力量源泉，是英雄征战时的精神根据地。
任何形式的结义，总会突现一个主要的英雄人物，这是因为英雄的阳刚精神和男性的自我意识、英雄气概，必须在这样一个同龄的男性团体之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和肯定。
江格尔是个非常出色的组织者，他周围“聚集着雄狮般的最壮的好汉”，他与英雄洪古尔五岁结为兄弟，两人同生死共命运，共同创立了宝木巴国；玛纳斯结义阿里曼别特之前，还梦见一把锋利的宝剑变成一只猛虎来到自己的身边，又变成一只雄鹰落到自己的臂上。段誉未见萧峰之前，就已心向往之，虚竹更是，未见萧峰，已然将之称作“大哥”，三人在少林寺前、众敌环侍之时，旁若无人地义结金兰、痛饮烈酒，着实豪气干云。令狐冲小凉亭中偶遇向问天，虽说心态不同，但形势凶险并无二致，独孤求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念头也如出一辙。结义对于个体来说，是强强联合，放在大敌当前的背景中，则是以弱势抗敌的需要。
有正就有负，有结义就会有背叛，兄弟背叛母题也是英雄故事中常会见到的。这是私有制产生，财产分割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话题。背叛的理由只有两种：嫉妒和私欲。
《格萨尔王》中超同是个类型化的阴谋家，先与兄长森伦争权夺利，后又出卖国家机密；《玛纳斯》中，父子、叔侄、兄弟、夫妇之间，处处充满背叛，最著名的如勇士坎巧绕对赛麦台依的背叛，尤为惊心动魄，震撼人心。金庸作品中，杨康为了荣华富贵，不惜背叛自己的父亲、兄弟，多次加害郭靖；段延庆为了与兄弟争夺王位，成了恶贯满盈；全冠清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置萧峰于死地；东方不败为了教主之位，无期囚禁任我行；劳德诺为了偷取武功秘籍，只好陷害令狐冲。
9、英雄事业未竟时死而复生，大势既定时死或退隐。
再生母题源自上古神话。这一母题存在于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也存在于金庸作品之中，尽管内容不同，形式各异，然而都遵循“英雄——被害——出现搭救者——寻找搭救方法——死而复生”这一基本模式。
江格尔五岁时曾身中毒箭，是丹娜夫人敷神药，施神术，退出毒剑，使他死而复生；玛纳斯也曾误饮毒酒，是卡妮凯施用神药，使丈夫死而复生（一说仙女救活）；格萨尔王虽然未死，但曾误饮迷魂药，把过去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其清醒过程，也可视作一次再生。在此，女性作为施救者的反复出现，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古人看来，女性是生命的创造者，她们既然能孕育生命，也必定拥有使人再生的能力，这是母系社会女性崇拜观念的遗留。
在现代小说中，金庸不可能真的让英雄死去，但也不能少了英雄这一劫，一般会让英雄受几次重伤，或是患上一次不治之症，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而治病疗伤的过程中，总有一些出色的女性为他奔波忙碌。令狐冲重伤以后，仪琳师妹、任盈盈、蓝凤凰，个个殚精竭虑，区别在于她们存在的意义不再是“再生”和“女性崇拜”，而是情爱使然。
“肉体再生”反映的是人对死亡的恐惧和征服欲望，是一种非理性的幻想，为了让英雄不死成为可能，金庸还特意塑造了平一指这样一些神医形象，其源头似可追溯到《水浒传》的安道全身上。
在金庸小说中，我们还可分析出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再生”母题，这是一种类似凤凰自焚自新的境界。萧峰遭逢丐帮内讧之后，接连受到一连串的打击，这一含冤受屈的过程，也是他重新确立自己民族观的过程；同样，令狐冲介于正邪两派中的所见所闻，最终导致了他退隐的念头。英雄经过层层苦难，在思想上重塑了一个自我。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要最终成为英雄，就必须在既定的时空中完成既定的任务。假若“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无法保证故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这一要求也决定了英雄在这一时空中必须活跃在既定的舞台上，不得中途退出。只有当雨过天晴，大局已定的时候，英雄才有退出的可能。
英雄的退出有两种方式：作为主动退出的归隐和作为被动退出的死亡。
中国民间的悲剧意识不强，人们更愿意英雄以归隐的方式退出。格萨尔王功德圆满之后，传位给甲擦之子扎拉王子，便被神族接回了天界；《笑傲江湖》结束之时，令狐冲把恒山派掌门之位交给了仪清，任盈盈把日月教教主之位交给了向问天，夫妇俩云游去也。
但在这种以武力解决矛盾的暴力世界中，死亡最终不可避免。而且，惟有死亡，才具有真正悲剧的意义。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我们深深同情斗争中牺牲或胜利中死亡的英雄，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牺牲和死亡，他就不成其为英雄，便不能以自己个人为代价实现永恒的本体的力量，实现世界的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则了。”[8]
英雄必须是胜利者，同时又要成为悲剧人物，唯一的死亡方式是让英雄死于自己无法克服的缺点。玛纳斯与昆吾尔之战大获全胜，由于玛纳斯乐而忘返，以至被埋伏在路边的败将昆吾尔用毒斧击中头部而死。萧峰成功完成“西安事变”，以其刚烈个性，自觉开罪于辽主，又不愿苟活于大宋，最终自杀于两军阵前。萧峰之死，死之壮烈，使他成为了金门英雄中的第一号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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