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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金庸小说与英雄史诗中若干相似英雄母题的分析，探讨塑造传奇英雄所惯用的手法以及金庸先生对这些母题的创造性运用。讨论的文本，限于我国古代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以及金庸代表作中的三部：《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如果没有特指，文中“英雄”一词泛指史诗英雄和小说中的武林英豪。
［关键词］金庸 武侠小说 英雄史诗 母题
［作者］施爱东 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 广州，510275
一、史诗和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上有相似性
1、两者的人物和背景具有相似的特征。
学界几乎从未停止过对三大史诗英雄身份、原形、以及活动时间、地点的争论，这种争论尽可以持续下去，但永远也不会取得所有人的共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都不是实指；讲唱史诗的年代可以追寻，但史诗讲唱的年代却永远无法指实；英雄的活动背景有可以追溯的原形，但本质上只是适合英雄活动的虚拟世界；英雄本身，则是超历史、超地域、超能力的“箭垛式”人物。
武侠世界同样是一个虚拟的超现实的世界，一个活动在人间，又游离于现实社会制度之外的江湖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亦真亦幻的江湖世界中，“活动着一个个替天行道的布衣大侠，表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救世绝活。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1] 尽管金庸常常把故事设定在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上，却并没有依据历史的本来面貌演绎故事，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虚化的背景，以拉近江湖与现实、小说与读者的距离。作为江湖世界的活动主体，侠客同样是具有非凡武功的超人。
2、两者的叙事方式相似。
站在叙事的角度来说，书写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线性的排列过程，正如托多罗夫所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2] 欧洲英雄史诗如《伊利亚特》、《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基本上是以事件作为中心来结构的，为了表达共时的人物行为及因由，必须打破自然时序进行叙事，而中国的英雄史诗则清一色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叙事，相应的多采用顺时的连贯的叙事方式，它符合中国人了解事物要知头知尾的习惯。
金庸的成功小说也无不围绕人生主线展开叙事，虽然在话语技巧上缺少变化，却容易将故事叙述得线索分明、结构紧凑、内容丰富而不失控，易于展现英雄的成长和功业，叙述行为的可操作性强，老百姓也爱看。
二、史诗和小说英雄塑造中相似叙述要素的功能分析
一部叙事作品总是由种种功能构成的，一切的功能都具有程度不等的意义，我们在对叙述展开分析的时候，“不得不首先假设一个描述的模式，然后从这个模式出发逐步深入到诸种类，诸种类既是模式的一部分又与模式有差别。只有从既一致又有差别这个角度，拥有了统一的描述方法的叙述的分析，才会发现多种多样的叙事作品及其历史、地理、文化上的不同。”[3]
史诗集口头文学之大成，集中体现了民族的意志、人民的愿望和审美理想，其英雄塑造和人物关系都已形成固定的模式。
金庸小说同样有一定的模式，一些可以反复使用、不断改良、不断赋予新鲜意义的模式。
作为英雄的人生主线，英雄成长大都会经历“特异诞生——苦难童年——迅速成长的少年时代——成功求婚——生命受到危及——建功立业”这样一些过程（母题）。我们试从这些模式出发对三大史诗和金庸小说进行比较。
1、 英雄的身世具有神秘性。
传奇性同时拥有神秘性和现实性，太实则无味，太虚则不信，惟传奇容易引起受众的注意，使人既觉真实可信，又感惊心动魄、不同凡响，并乐于向后传播。神奇出生是塑造英雄形象的惯用因子。
格萨尔王本是天国白梵天王的三神子，投胎于森伦王家，乳名觉如，出生时全尕岭下了一场空前的大雪，森伦的弟弟超同见觉如不凡，几欲加害，未遂；江格尔原是一位大汗的后裔，因为部落被异族莽古斯袭击，沦为孤儿，当时才两岁；玛纳斯的父亲是个有钱的汗王，因为久不得子，便要妻子绮依尔迪到密林深处独处，让她在那里受孕（注：野合），然后住在那里等待孩子出生，婴儿出生时一手握着油，一手握着血块，展开右掌，上有“玛纳斯”字样。
萧峰、段誉、虚竹、令狐冲，都具有这一特性。萧峰、虚竹的身世很长时间都是一个谜，萧峰一出生，胸口就被刺上了一个凶恶无比的大狼头，标明了他的身世，埋下了悲剧的伏笔，但萧峰一直以为自己是乔峰；虚竹从小不知父母，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儿，却不知道是天下武林至尊少林寺玄慈方丈与“无恶不作”叶二娘的私生子；段誉似乎没有问题，但到最后，居然得知自己是“野合”的产物；令狐冲则干脆没有来历。
所不同的是，史诗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先讲出生，然后创业，而金庸是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逐渐揭开英雄身世之谜的，可复述性降低，但多了悬念，可读性大大加强。
2、 英雄从小缺少父爱。
英雄具有天赋是一个普遍的命题，在此命题的基础上，英雄的父亲也必有非凡的能力，但是，英雄如果成长在非凡父亲的庇佑下，就很难独立自主地创建一番丰功伟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父亲退隐，以便给儿子腾出发展空间，正如一本《江格尔》中唱道：“在他上面，没有抬举他的父兄，/在他下面，没有辅佐他的亲人。/在家族中他是独生子，/在阳光灿烂的大地上他是孤儿。”[4]
英雄的父亲退隐的方式各不相同。格萨尔王的真正父亲不在人间；江格尔的父亲被害；玛纳斯是母亲野合的产物，不知其父。在金庸小说中，郭靖是梁山好汉郭盛的后代，却是个遗腹子；萧峰刚满周岁，亲生父母即被杀害；虚竹从小与父母失散，如同孤儿；令狐冲是个真孤儿。
真父退隐之后，另有一个替代性的父亲出现，但是，代父能力有限，能给予英雄的帮助不大，如格萨尔王的代父森伦、玛纳斯的代父加克普汗、郭靖的代父江南七怪、萧峰的代父乔三槐、段誉的代父段正淳、令狐冲的代父岳不群。相反，有的代父甚至会利用“父亲”的这一特殊身份，成为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害英雄的反面人物，如加克普汗陷害玛纳斯，岳不群陷害令狐冲。
于是，英雄寻找根源（身世）和归属（父亲），就成为英雄行为的一个原始动机。他们自觉不自觉的，总会找到一个可依赖的长者，在他们的创业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格萨尔王》的绒察查根、《江格尔》的阿拉谭策吉、《玛纳斯》的巴卡依老人，是惊人相似的智慧长者形象。这种文化积淀也深深地烙在了金庸小说的英雄身上，洪七公、无崖子、风清扬属于这一类长者，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总是在关键时刻给予英雄莫大的帮助。
没有父爱的英雄一般都有着苦难的童年，他们从小寄人篱下，受人虐待，被人抛弃，孤苦伶仃。惟一家庭幸福、父母双全的是段誉，可书到结尾，却是发现这个父亲也是假的。他们往后的英雄行为，或者说侠路历程，都或多或少与他们的身世有着某种关联。
3、复仇是英雄人生的一大使命。
英雄的苦难身世必然引出复仇主题。英雄史诗和武侠小说都产生于百姓（民族）受到欺压，人民有冤无处伸张，有怨无从诉说的社会环境之中，人民幻想有一些英雄人物出来振兴民族、伸张正义，拯万民于苦海之中。而英雄要得到人民的认同，首先要有能力解决自己的血海深仇。
英雄复仇，是大快人心的史诗母题，冤有头、债有主，英雄的仇恨英雄报，人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替甲擦报仇的，只能是他的弟弟格萨尔王；打败莽古斯的，只能是阿拉达尔汗的儿子江格尔；杀死昆吾尔的，只能是玛纳斯的儿子麦赛台依。
武林英雄，往往因为自己的仇人被别人杀死而痛苦不堪。金庸旗下的英雄，大都能实现亲手杀死仇人的愿望，即使不能亲手杀死，也能亲眼看着仇人死，这是金庸对英雄的眷顾，也是读者所乐意看到的。郭靖的复仇经历最是典型，段天德是杀害郭啸天的直接凶手，江南七怪当年万里追凶不可得，郭靖却能陆家庄得来全不费工夫，还能从段的口中挖出元凶完颜洪烈，而抓住完颜洪烈的又是郭靖的爱人黄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读来大快朵颐。这一母题基本都能遵循“父亲含冤受害——儿子复仇历险——成功杀死仇人”这样一个模式。
不同的是，史诗英雄往往采取面对面的单纯法和力的较量，金庸则把复仇历程编织得曲折离奇，山重水复，更加富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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