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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也是文化的再生产”；“唐蕃关系直接影响了吐蕃王朝自身的兴衰，也影响到唐朝的历史发展轨迹”；“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即使在民国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这种文化交流依然是促进民族感情、团结共处的纽带”；“在历史上，各民族多元宗教文化的融合，是西藏社会文化发展上的一大亮点”；“汉藏文献互译，体现了文化的认同与融合”；“从藏文化保护和发展角度看藏医药古籍整理”……
正在此间举行的北京藏学讨论会分为八个专题讨论组，然而，不论在哪个小组，文化，始终是中外专家学者们关注最多的话题。
藏文《中华大藏经》对勘本和《西藏通史》民国卷的完成是西藏优秀文化遗产得到继承、保护和弘扬的一个缩影
“我们对藏文《大藏经》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仔细对勘。不仅发现了不同版本间有些虚词和判断词的区别，而且还有词句的不同，不少法部和字数的衍、阙，编序不一或混乱、重复，同一法部不同的译本等较多差异。此外，《甘珠尔》和《丹珠尔》各种版本，由于年代与刻版主持者的教派不同等原因，在收集法部的数量和编序上也不尽一致。”《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对勘本的完成，是这次藏学讨论会上专家学者们最关注的成果，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的赞拉·阿旺赤称教授在全体大会上的相关学术报告，引得全场凝神静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介绍说，藏文《大藏经》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古籍，是藏学研究重要的基础资料。国家组织上百名藏学专家，历时二十余年，投入4000多万元，终于在今年完成了这项浩大工程。
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课题的《西藏通史》的编纂完成，是今年藏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另一大成果。该书副总主编之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张云研究员表示，包括藏汉等各民族四五十位学者用6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十卷本《西藏通史》的写作，其中民国卷现已出版，全书将在年内出齐。同时，这项课题已出版的成果还包括42种、约2000多万字的“西藏通史参考资料”和10种、约300多万字的“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这些不仅是宝贵的研究成果，而且将为西藏历史文化的继续研究打下极为坚实的学术基础。
事实上，人力财力的巨大投入、扎实严谨的科学态度、硕果累累的学术成绩——藏文《大藏经》的校勘和《西藏通史》的出版，正是多年来党和国家重视西藏优秀文化遗产继承、保护和弘扬的一个缩影。
当代思想意识、世界胸怀、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生产生活要素，共同构成了西藏文化的当代性
“有人说，青藏铁路的建成，对西藏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对西藏传统文化保护不利，您怎么看？”有学者问来自比利时的著名国际藏学家让—保罗·德西姆普拉雷研究员。“在我的调查中，没有看到对文化保护不利的情况。”让—保罗·德西姆普拉雷答道，“我认为，青藏铁路的开通，不但对西藏传统文化保护没有负面影响，反而具有重大意义——它对于中国内地人民和西方民众客观了解西藏、理解西藏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西藏传统文化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关键不在是否修通铁路，而在于人们如何看待西藏文化和它在当代的发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旦增伦珠研究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了开放，就会有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西藏的开放并非因青藏铁路建成才开始的。西藏文化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前进。”
文学是“人学”，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综合反映。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化学院道吉任钦教授从西藏文学的角度，对西藏文化的当代性进行了阐发：“藏族当代文学不是简单的时间、空间和历史轴线上的当代性，而是包括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内涵及思想意识形态在内的性质上的当代性。”他以著名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为例，“它为藏族土司家族走向没落，最终消亡的历史过程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记忆，道出的是旧时代必然被新时代所代替的历史必然。”
“在当代藏族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如益西丹增的《幸存的人》、班觉的《松耳石》中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是对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真实写照；道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扎西班丹的《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反映了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及其后代在新社会当家作主后的自豪感、幸福感、责任感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由此，道吉任钦表示，“文化的当代性是由当代思想意识，博大开放的世界胸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立足点以及现代化的社会生产、生活和人文历史环境等要素构成的。”
“‘藏族文化’，不等于‘藏传佛教文化’加‘藏戏’、‘歌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降边嘉措研究员说，“比之僧侣贵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藏族民间文化的历史更悠久、内容更丰富、群众性更广泛、生命力更旺盛，而其发展前景也更广阔。”他举例说，“对圣山圣湖的崇拜，是古代藏族先民朴素的生态观和自然观的反映；对水与土的信仰是藏族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些藏民族的传统文化，对藏族的发展、西藏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样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研究和认识。”
目前，我国拥有50多个藏学研究机构、近3000名藏学专家。藏学研究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据拉巴平措总干事透露，藏研中心新建的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预期在明年春天正式开展，将为保护与发展西藏文化，开展学术交流合作提供又一新的平台。（本报北京10月16日电）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8-10-17 02: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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