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改前乡村社会中的类别和农民感受到的苦难是客观存在，关键是如何把它们转化为阶级概念。分类与归因不仅仅是阶级建构的过程，进而是社会动员的过程，也是农民的国家意识生产的过程，是造就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过程。土改中的诉苦运动，以及由诉苦发展而来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忆苦思甜”，通过对“苦”与“甜”的比照、归因，通过新旧对比、善恶判断，构成两极性的典型与象征：作为万苦之源、万恶之源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旧社会、旧制度和作为万众救星的社会主义新国家。

　　2.“翻身”：从突变过程中获得的积极国家形象（与诉苦运动并行的过程）

　　土地改革的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常规性的生活，也改变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逻辑。

　　“翻身”、解放、天翻地覆、颠倒乾坤，这是对一种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形象表述。就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而言，是其存在状态和社会位置的根本改变。而这些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在常态的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一个家庭、家族的发迹总需数年乃至数代的努力，财富的聚敛和声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同理，俗话所说“富不过三代”也是指一个家庭因其子孙不肖而败落也有一个渐衰的过程。而“翻身”这种没有过渡时段的骤变，很容易让人想起作为“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的人生礼仪，经过人生重要关口的仪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生命以完全不同的状态存在。“翻身”的过程也是经由一套革命仪式而实现的，在短时间内完成，没有渐变，没有过渡。这样一个来自外部的强大力量带给农民的，远远超出他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努力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改变财富与身份的剧变过程中，人们感受到积极的、强大的国家的存在。

　　3.摧毁作为消极国家表征的剥削阶级和旧社会（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过程）

　　如果说通过诉苦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并迅速提升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可以使农民感受到一个作为大救星的国家形象，那么，诉苦和斗争地主、镇压恶霸也同时使农民认识并痛恨一个旧制度旧国家的消极形象。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社会主义新国家最初表明自己存在的方式，除了从根本上改变贫苦农民的生活从而建立自身积极的国家形象外，还有就是摧毁和羞辱农民最惧怕和痛恨的人物，并进而将他们与消极国家形象联系起来。战胜曾经强大并为普通农民所敬畏的对手，同时也是新政权向农民表明自己实力和形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肃反运动和对于地主、土豪劣绅的斗争而实现的。

　　梯利（Charles Tilly ）在分析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特别关注了“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民族形成”（nation building ）两个具体的过程。后者主要表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换言之，是一种意识和心理层面上的国家认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是与确立自己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确认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而始于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新国家的建设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设，也不同于民国时期国家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并非相对于市民社会和公民的国家，亦非依赖“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国家。在中国土地改革阶段上形成的国家认同，是以农民的感激和敬畏为基础的。这一“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其“人民”被生产出来的过程。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国家形象在民众特别是在广大农民的心目中呈现为何种面貌，而这一形象又是通过什么机制为农民所接受的。

　　在探讨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过程时，我们并不否认，阶级是通过一系列权力机制与技术达到集体认同而建构出来的实体，而且这一“表述性建构”与农村的客观现实存在着偏离。

　　但这一建构过程与乡村社会的结构与认知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农民的生活世界是这一建构过程的基础。毋宁说这是以诉苦作为中介机制对农民内心世界的转变与重塑过程，而此前农民对其社会世界的感知、分类与评价亦都融入这一建构过程。

　　“诉苦”不仅是一种分类（划分阶级）的过程，进而被理解为一种动员社会的方式，诉苦更加有意义的是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与国家的关系，在本文中，它是作为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的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而被讨论的。土改中的诉苦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对新旧两种社会的认知，突显出国家作为人民大救星的形象，这一积极国家形象的获知是以“翻身”——改变农民常规性的生活逻辑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暴力统治的形象是通过摧毁传统社会中最具权威、农民最敬畏的人物及其象征而显示出来的。因此，诉苦，不仅建立消极的国家形象——把苦的来源归结为万恶的旧制度，也同时建立了积极的国家形象：农民起来诉苦、斗争是国家的发动（作为国家代表的工作队是动员农民的最重要形式）；而农民敢于起来诉苦、斗争，是因为有国家撑腰。

　　这是一个诉苦→阶级意识→翻身→国家认同的逻辑过程。广大农民是通过成为贫下中农这一阶级的成员而成为新国家的人民或群众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原文约24000字。作者郭于华、孙立平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杜赞奇，1994，《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33-237页。

　　[2]方慧容，1997，《“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计划系列工作论文》No.1；程秀英，1999，《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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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