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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生活逻辑与运动逻辑
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弥漫于农民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人们原有的整合的生活逻辑和乡土社会的文化景观。这是近半个世纪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国家仪式对传统宗族和社区仪式的替代，革命意识形态和运动话语对地方性知识的替代，以及领袖崇拜对神灵、帝王崇拜的替代。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国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撤退，以及乡土社会生活逻辑的复归与再建构的过程。认识民间生活逻辑与国家权力这两套意义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农民对于国家形象的认知和感受，才有可能动态性地、过程性地理解和解释社会生活与社会变迁的真实图景及其文化内涵。
生存技术与权力技术
骥村传统的社区仪式及其今日的恢复演示了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在几十年中的互动、变异过程。民间仪式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当然在群体当中仪式过程本身也不乏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权威关系），其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这样的逻辑体现于村落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其生产活动、交换活动，乃至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中都是整合的。
骥村最为重要的庙宇、神灵和围绕着他们的仪式活动，都是最关乎生计的。人们在祈雨时对龙王爷顶礼膜拜、念念有词，在抬神轿时不辞辛苦、流血流汗，在雨下来时感动得长跪不起、涕泪交流，此时他们心中念想的是一年的收成，是一家大小的温饱，因而他们的确是怀着满腔的虔诚；每一项程序，甚至每一个动作都得一丝不拘，各种规矩、禁忌都须严格遵守，例如抬龙王不许女人看，其时也不许在河里“洗恶水”（洗衣服），谁也承担不起冒犯了神明、祈雨不果的罪责。在缺医少药的乡村，被相信能带来平安、健康的神明也有重要地位，人们生命和健康的保证只能由科学与神灵共同负责。就此意义而言，围绕着不同庙宇的信仰和仪式活动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
而在国家层面，作为仪式的政治运动则是权力的实践或者实验，其目标是要灌输一套思想体系，推行一套行为方式，教会一套革命话语，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样一套权力的技术是国家力量向乡土社会渗透的主要方式。
从功能分析的立场出发，两类仪式的功能比较：作为生存技术的仪式通常都有整合群体，造成社会和谐的功用；而作为权力技术的仪式，其功能则主要是建立和演示权力与权威，并造成群体的分殊。例如乡村中常遇到的“公报私仇”或“官报私仇”的问题：个人恩怨通过政治仪式而不断地累积与升级，从小恩怨逐渐变成你死我活的世仇。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逻辑与私人逻辑、革命逻辑与人情逻辑相互置换，亦成为民众参与的动机或动力（之一）；这也是运动自身所具有的动力机制。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运动就是人整人，一次运动来了，这拨人整那拨人，下次运动来了，那拨人又翻过来整这拨人；原本都是乡里乡亲的，即便有点小矛盾也是些鸡毛蒜皮的事，运动来运动去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了，结下的恩怨到下一辈都解不开。
骥村人的生活几十年来都没有真正离开仪式活动，只是国家仪式替代了民间仪式，或者说仪式经历了从生存技术到权力技术的转变过程。
仪式变迁的自然过程与权力过程
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历史巨变导致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弱化趋势，亦有人将其表述为国家力量从乡村的撤退。骥村的村民说到这一变化时，经常将其称作“农业社烂杆了”（方言：垮了），他们是将此变化作为一种由外部力量造就的结构体制的瓦解。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重建庙宇、重修家谱及各类仪式、信仰活动的恢复，被视为在比较宽松的经济政治环境中传统文化的复兴。然而经历了共产主义仪式洗礼的农民，毕竟与传统农民不同了，仪式国家的强制性力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也重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这或许是一个从被支配到自觉的过程，人们的行为方式、处世哲学和话语中，都不难感受到特定时代政治生活的印迹。
民间仪式与国家仪式表现为不同的过程，遵循不同的逻辑。前者依照生存的逻辑，后者则呈现了革命的、批判的逻辑。民间仪式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盛衰演变的过程，比如骥村的黑虎灵官庙，修建于90年代初，曾经香火很盛，原因在于顶神神之名为人们治病的马童很灵验，在周围颇有名声。当时每年农历的七月十五是灵官庙庙会，其时村内村外的人熙熙攘攘，前来上香还愿，每年所收的布施达数千元。修缮庙宇、塑神像和唱神戏的费用都比较充足。还有一个专门的会长负责操持“会事”。但是到1996年，灵官庙的香火渐衰，原因是治病的马童去世了，没了诊病的人布施钱也就没有了。村民们解释说： “神神下到凡间看病的时间是有限的，马童没了（去世了），神神也就快走了”。不巧的是，过年的时候，灵官庙又莫明其妙地着了一场火，烧毁了牌位、供桌和庙宇的门窗，更是透出衰败之象，与我们仅仅半年前所见过的庙宇已是今非昔比。与此同时，由于1995年和1997年天旱时祈雨的灵验，龙王庙和菩萨庙的香火愈加盛了起来。老乡们说：那是祈一回，下（雨）一回。而且雨下得还不宽（范围不大），基本上在骥村范围内。于是，骥村的“龙王灵得恶了”的说法就在周围流传开了。每年农历五月十五前后为神明“起戏”越来越成为整个村落的大事，而且前来参与者已经超出村庄的范围。各项仪式活动包括三天的“神戏”、还愿、领牲等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由于灵官庙的衰落，其庙会日期也从以前的农历七月十五移至五月十五，与给龙王唱“雨戏”的日子合并为一了。更有意思的是，乡村中治病发药的神职也从黑虎灵官转给了菩萨，在四月八的菩萨庙会上，人们前来问病求药，给娃娃戴锁。这些原本不是菩萨的职责，但因为菩萨与龙王一道能以“雨露济人 ”，所以其职责日渐扩大了。
上述种种是发生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庙宇、神灵的改变，但这一兴衰变化过程基本上循着其自身的逻辑，并无外力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与此相对应，国家力量通过政治仪式对乡村社会与文化的改造却是外部力量强制的结果，是一个权力的过程。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拆毁砸烂的庙宇、神像、牌楼、祠堂、牌位是这一过程的形象表征。村民们逐渐接受、学会和习惯革命的仪式也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即使在目前比较宽松的经济政治环境中，庙宇和仪式的恢复也不能完全脱离制度性安排的制约，例如骥村的娘娘庙，原本立于村落中央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供奉送子娘娘和催生娘娘两位神明；每年的庙会非常繁盛，特别是成为妇女们一年中难得的聚会时机和最高兴的节日。在矗立于村庄周边山峁上的各个村庙都陆续修建或重建起来以后，娘娘庙的恢复却全无可能，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已经彻底断了它的香火。
本研究从乡村仪式入手认识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内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我们不难得知，仪式绝不仅仅专属于传统的、前现代社会，现代权力的运作同样离不开仪式。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也是一部运动的历史、仪式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在一个日益告别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中，“运动”，作为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的机制并未终止，社会依然没有完全离弃仪式化运作。当前治理农村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策略，诸如“小康村”、“文明户”、“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精神文明建设”、“送××下乡”等等无一不是新时期的运动机制即仪式化社会运作的产物和传统路数。而“运动”意识也并未在人们心中消失，如前不久传媒批露的山西运城推行所谓“渗灌”工程，制造抗旱神话的事件（见《南方周末》1998年9月18日第1版），实在可谓新时期“运动经济”的产物。再如河南平顶山市食品城在员工中开展“思想大扫除运动”的做法（见《南方周末1998年8月21日第15版》），更是让人感到一种毛骨耸然的熟悉。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仪式活动并不是遥远的天方夜谭，而将人们拉到“运动”战车之上和卷入车轮之下的社会文化基础都并非不复存在。
通过经济生活的政治化、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和仪式象征的实用化过程，国家对于基层社会进行了改造和重构，同时也使国家力量和国家形象在乡村的生活世界中或者说在普通农民的视野中呈现为非常复杂的状貌。感受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与社会这两个维度互动、互融的错综复杂关系。在田野工作中所感知的农民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向我们展示出双重的国家悖论：国家努力治理、管理农村社会，力图使之整合、有序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和组成部分，但这种意识明确的努力却是通过摧毁乡土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意义系统而推进的，这一过程虽然使国家影响似乎不可思议地进入到农民最日常、最基本的生活世界中，却未能建立起新的、具有整合性的可以替代原有结构和意义的体系，并使社会达到秩序与和谐的预期结果；再者，国家一直在用所谓进步的、文明的、现代的、社会主义乃至更为先进的观念意识占领农村，试图彻底摒弃和代替其传统的、落后的、保守的、封建的、迷信的农民意识，然而在此过程中，国家自身却常常陷入传统的象征或意义的丛林，即国家亦使用象征的、仪式的内容与形式来试图建构其自身的权力结构与意义系统。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基本的社会运行机制－－“运动”－－的历史就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而这一机制的运行当然不仅仅限于乡土社会。在这一点上，国家与社会的划分界限发生了模糊，统治意识形态与地方性知识的边界也不再清晰。正式权力对于传统的本土性资源的利用，实际上是在使用属于人类共通的、持久的象征方式，无论这种使用是自觉的还是不很自觉的。
1998年10月初稿
1999年10月修改
参考文献：
埃德蒙．R. 利奇，“从概念及社会的发展看人的仪式化”，选自《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1966，B辑，722号，251卷，第403-408页。转引自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扶风寨马氏家族志》，1997年编印。
罗红光：“陕北米脂杨家沟村阶层形成的报告”，见《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出版社，1996年。
米脂县志编纂委员会：《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王铭铭：《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_____《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三联书店，1997年。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共米脂县委党史研究室：《解放战争时期米脂县土地改革运动》，1990年。
(本文原载于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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