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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雅典娜》首卷题为《编造的古希腊1785－1985》（The 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全书共10章，从古典学的诞生讲起，追溯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埃及和古希腊文化关系的认识，17、18世纪以来埃及学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几经兴衰的情况，乃至19、20世纪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埃及形象，种族主义时期对埃及人是否黑肤色的疑问，菲尼基学与亚述学的兴衰，闪族人种的由来与流布、雅利安模式的产生与演化，以色列的现代兴起和犹太学中的泛闪族主义，末章讲述二战后东方学阵容的新变化与埃及学的再造，尤其是黑人学者中间关于黑人构成古埃及文明的主体的观点。全书的叙述主线是有关希腊文明起源的两种理论假说模型之间的对立消长，即埃及模型与雅利安（印欧）模型。作者的倾向性在《黑色雅典娜》这个惊人耳目的书名中已体现出来，在结论部分更明确地将自己划入黑人学者的观点一边，提出修改后的埃及模型：确认以黑肤色人种为主体的古埃及文明在古希腊文明诞生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适当吸收亚述、菲尼基学方面的观点，在埃及之外追索希腊文明的又一条根脉西亚闪族文化；甚至也接受雅利安模型的某些成分，包括其核心假说：在某一时期有相当数量的讲印欧语的人群从北方进入希腊（p.439）。
伯纳尔这部书的精彩之处当然不在于他调合各种观点的能力，而在于他成功地引入了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在清晰地陈述学术史的复杂多变的脉络的同时，透过“学术”和“科学性”的表象去揭示背后发挥作用的文化因素和种族偏见，从所以然的层面上说明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会产生某种貌似真理的知识编造。现代知识社会学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的最重要贡献就在于揭示知识生产的社会机制：信仰和观念均可视为象征性的商品，其产生与价值取决于象征商品的市场（the Market of Symbolic Goods）?
伯纳尔虽然没有象福柯、萨伊德那样喜欢使用“话语”或“系谱学”一类批判性的字汇，但是他对知识社会学方法的自觉（第xii页，第434页）贯穿在这部经营十年的大著始终，使这位治汉学（中国历史）出身的“东方学家”在自己较陌生的广大领域里驰骋古今，使一个学术史课题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批判倾向：埃及人和菲尼基的殖民使他们（古希腊人）的祖先文明化．．．．（第440页）
随着19世纪种族主义的强化，对埃及人的厌恶日渐增长，不再把他们看成希腊的文化先祖，而基本上视为异族。一整套新的埃及学学科的就这样发育起来，以便去研究这一异族文化，同时强调埃及同希腊罗马“真”文明之间的距离。
埃及学术地位的衰落对应着1820年代种族主义的兴起；菲尼基学地位的衰落对应1880年代反闪族（anti-Semitism）运动的兴起，并在该运动的高峰期（1917－1939）而归于沉寂。这样，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如下信念已坚定地确立起来：希腊并没有从埃及和菲尼基获得有意义的文化借用；关于埃及、菲尼基殖民的传说完全出于荒谬；关于希腊智者到埃及学习的故事同样是子虚乌有。实际上，这些信念在1945－1960年间依然存在，即使其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学术界中已被普遍地质疑。
从60年代后期开始，极端的雅利安模型遭到犹太人和闪族学人的沉重打击。迦南人和菲尼基人在古希腊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然而，把希腊文明多半溯源于埃及的传统观点仍然被否认。在希腊语言研究--浪漫主义和极端雅利安模型的最后阵营一中，任何关于非洲亚洲对希腊影响的见解均被斥为荒诞。（第441－442页）。
在伯纳尔看来，埃及模式之所以会被雅利安模式摧毁并且取代，并不是学术本身的因素在起作用，并非雅利安模式能更有效地解释相关现象，而是要使希腊历史及其同埃及和利凡特地区的关系适应19世纪的世界观，特别是其系统的种族主义观点。20世纪的学者已经揭示出“种族”（race）这个概念，是虚构的神话，欧洲人优越论和欧洲中心历史观均遭到空前的怀疑和批判。在此背景下回顾雅利安模式的炮制，有理由说它是在“罪恶”和“错误”中产生的。（第442页）不过，在同一个时期产生的、带有同样不光彩动因的达尔文主义，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理论图式，所以雅利安模式的概念尽管沾染着罪恶，并不一定要废弃它。这又显出伯纳尔较为开明通达的一面。
综观《黑色雅典娜》第一卷，除了尖锐地质疑西方理性与科学招牌背后的种族主义罪恶之外，作者还对18世纪以来流行的“进步”（progress）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偏见做出分析批判。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进步’针对埃及”、“进步”和“欧洲是‘进步’的大陆”这样三个小节标题，便是集中探讨这个问题的所在。作者认为，1680年土尔其被打败和牛顿物理学的普及流行，改变了欧洲人的自我形象。在后牛顿世界中写作的知识分子，如孟德斯鸠，从前曾把埃及人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现在却开始把东方“智慧”同欧洲的“自然哲学”相对照。伴随着欧洲经济和工业进步以及向其它大陆的扩张，欧洲优越的观念在18世纪逐渐增强。由于和“进步的欧洲”形成对比，原来受到尊崇的古老文明之偶像，如埃及和中国，都似乎现出了停滞不前的本相。埃及的古代，“以前被视为主要的可贵之处，观在却变成了一种缺陷（liability）”。（第201页）进步的图式把欧洲列强摆在历史前行的先锋地位，殖民和扩张也就自然成为合理的、合法的事情。历史偏见一旦形成并且蔓延开来，便会假借“理性”和“科学”之名去生产罪恶，并在知识生产领域不断地为谬误和歪理开拓买方市场。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第五章中有一节题为“中国的败落”（The Fall of China），所讲的不是中国国运的实际衰落，而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如何伴随着欧洲人的自我感觉由卑到尊的转化而一落千丈，从乌托邦化的理想道德之邦，变成贫穷、迷信、愚昧、腐败的异已国度。尤其是在1839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以保护其鸦片贸易以来，直到19世纪结束，英法和其它列强，对中国的进犯，是中国形象转变的关键因素。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中国人因为消费鸦片而备受责备。德?托克威尔（De Tocqueville）写于1850年代的著述表示，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这样赞赏中国实在不可思议。（第238页）。
中国形象的败落反映在语言学上，德国的洪堡德将汉语作为与世隔绝的语言，等同为婴儿语，列入人类语言进化序列的最初级阶段。19世纪中期的印欧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雷彻（August Schleicher）建立的语言进化三阶段模型中，孤立语型的中国语位于最早阶段，随后是胶着语型的乌拉阿尔泰语（土尔其与蒙古），最高阶段是屈折语型的闪米特语和印欧语。如果把语言发展水平看作文化高低的标志，那么中国人自然被看成世界历史的最原始阶段。这样，在历史语言学的“科学的”基础上，埃及与中国同样被踢出了历史，变成了挪亚洪水之前的遥远古昔。我们在19世纪号称最博学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看到的世界精神之行程，之所以从中国开始，至基督教的欧洲而到达终点，看来并不是个人幻想中的虚构。而马克思构思人类社会发展诸阶段模式时，特别标出与西方历史迥异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现在看来自然也难免欧洲中心主义之嫌。
从20世纪初的《金枝》到这个世纪末的《黑色雅典娜》，西方知识界的文化寻根之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认识上的启蒙，终于站到了全面清算西方中心历史观和白种人优越论偏见的自我解构立场之上。这一历程十分清晰地体现出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学术思想的巨大变迁和批判理论的日益深化。西方“理性”自大的一统天下终于宣告结束，人们已经能够识别权力和利益如何驱使“理性”作伪，往昔信奉为“科学”和“真理”的东西，如今接连二三地暴露出“建构”和“虚设”的马脚。象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Berger）的《社会建构的现实》（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 New 1957）,历史学家霍布斯包恩（Eric J.Hobsbawin）等的《被发明出的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人类学家库柏（Adam Kuper）的《发明原始社会》（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1988, Routledge）,考古学家乔治?邦得（George C.Bond）等编的《社会建构出的过去》（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Routledge, 1994）等一大批新近问世的著作或文集，仅仅从书名的措辞就不难看出“打假”的激进要求已经变成知识界相当普遍的共识。
在库柏的《发明原始社会》一书中，文化寻根的早期杰作弗雷泽《金枝》也被列入“发明”原始社会的古典进化论派学者群的行列：“《金枝》出版大获成功,为众多读者提供了古典学、外域风俗和勇敢的理性主义的难以抗拒的结合物。”弗雷泽在他的书房里旁搜博采一切可能到手的人种志资料时，他也许根本不会想到他所醉心研究的“原始社会”不过是一种虚设，是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服务的工具。如萨伊德在《东方学》1994年版后记中所说，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要重新的创造它自己的“他者”。人类的身分不仅是不自然的和不确定的，干脆就是建构出来的，甚至是发明出来的。自我身分的确认需要有“他者”作为条件，所以“建构”和“发明”是不可避免的。
唯其如此，为了在符号生产的领域里明辨真伪，解构和打假的本领也就成了未来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一种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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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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