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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产生于农耕社会基础之上的传统民间文化，因经济基础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而受到巨大的冲击，其中有不少面临濒危的处境，不能不大力加以抢救和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不断开拓，民间文化产业化、商品化的形式也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作用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局面。这两者之间，既有认识和操作方面的矛盾，也有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可能。但是，只有对传统民间文化抢救、保护的重要性和开发、创新的必要性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并对两者协调发展的机制进行科学而实际的探讨和论证，才有可能走上“车走车路，马走马路，配合有道，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道路。我针对民间文化产业化进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谈三点看法，以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 经济的转型导致文化的转型
大家都知道，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绝大部分都产生于农业、牧业、渔业等古老的传统经济基础之上，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传承，历数千年而不衰。但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逐步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并越来越深入，于是，传统的民间文化艺术，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经济基础的变革，也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放眼神州大地，我们不难看出，许多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业已从自创、自娱、自享的地域性封闭形态向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全球性开放形态转变。虽然部分著名的民间玩具和美术作品早在明、清之际就在市场上出售了，如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的年画，北京的“兔儿爷”，无锡的“大阿福”等等，但那时品种不多，制作规模很小，流传范围不广，影响也很有限，其本质仍然是小农经济主宰下的手工艺品，与一般农具和家庭编织物在集市上出售类似，还远远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化。如今则不然，不但一切物质形态的民间文化产品统统作为商品进入了旅游纪念品市场，而且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各种民间表演艺术，各地区、各部门也都在想方设法使其成为一种提高地方知名度并可以赚钱的产业。对我国广大的农牧民来说，将他们祖祖辈辈自创、自娱、自享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用来赚钱，成为改善生活和致富的一种技能，这是连做梦也没有过的新鲜事，它对农牧民价值观念的转变和谋生手段的多样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甘肃庆阳市范围内一区七县的五万多民间艺人和从业人员，近年来在市政府“小香包、大市场”思路的促进和推动下，年开发刺绣、香包、剪纸、皮影等产品200多万件，经济收入总计超过了2000万元。其中，庆阳民俗工艺开发中心经理杨永成的经济收入超过100万元，西峰区后官寨乡的民间艺术大师马秀荣以其高超的香包、刺绣技艺为谋生手段，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了新房，迁入了市区的住宅小区恒美花园。①这些事例，必将极大地鼓舞当地农民通过自己的手艺发家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
文化的转型不仅表现在许多民族文化艺术品从封闭的自享型、馈赠型向开放的商品化、市场化方向的转化，而且表现在为适应市场需求而出现的在形制、质地、色彩、用途等方面的变化，而这种种变化，大都取决于城市居民和商厦的审美、消费和装饰方面的需求。比如，山东省临沭县白旄镇，被誉为“白柳之乡”，从唐代开始当地居民就以柳编为业，但其编制品数千年来，总跳不出粮篓、提篮、柳箱、圆筐、簸箕、针线筐等有限的十几个品种的范围。这些柳编，历来都在农村集市上出售以满足普通农家生活之需要。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市场需求的激励下，他们创造性地设计编制了精美的宠物卧篮、汽车坐垫、花篮、果盘、儿童玩具等数十种适应现代城市人审美和消费需要的产品，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尤以宠物卧篮最受外商欢迎，几乎供不应求。②再如甘肃省庆阳市的民间艺人除继续制作小型的、实用型的传统手工艺品外，近年来还制作了不少大型化的、作为商厦、居室装饰挂件的香包、剪纸、刺绣和皮影，在色彩上也不完全是传统的大红大绿，销路也挺不错。这一切，都是对“原汁原味”传统工艺一定程度的改变和创造性发展。
除了以上两个层面的转型，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民间文化艺术作品的传统价值和意义在当代农民观念中的变化。比如傩舞戏中的傩面，在民间具有宗教祭祀活动中法器的性质，有一定的神圣性和神秘性，由专人保管，除非在规定的时限内拿出来使用，平常是不许乱动的。但在今天，民间艺人不但可以大量制作，也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与此相类似，许多具有信仰内容的民间文化艺术品，其传统的信仰价值和意义被不断淡化，而其审美的价值和意义却不断得到增强，成为丰富人们文化生活，使居室更具文化品位的一种装饰物。
从上述民间文化产品变革的许多实际状况可以看出，文化的转型，乃是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可能由于学术界一再强调要保持民间文化的“原汁原味”而停止其演变的规律。如果说，学术界在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领域的大声呼吁业已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那么在民间文化的产业化及其开发和创新方面，显然音量过小，且有点儿畏首畏尾，远远比不上旅游业者和工艺品开发商们的胆识和气魄。这是由于学术界受到传统知识结构和理论框架的约束，大都研究历史而不研究现实，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客观形势下，对保护与开发两者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缺乏深层次的调查研究，还未能提出有说服力的相关理论来发挥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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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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