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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步”发明“原始”：文明-帝国主义的话语建构之一
前现代的知识观以追求真理为特色。现代的知识观围绕着文本而旋转。后现代的知识观则强调话语分析。话语不同于理论，就在于它打破了绝对真理的幻觉，从知识社会学的原理上暗示着权力作用下的知识生产如何表现在语词活动本身。
晚近人类学者对西方学术话语如何“发明原始社会”的批判性反思，值得关注。英国人类学者亚当?库柏（Adam Kuper）的《发明原始社会》一书，不仅清晰地勾勒了19世纪后期进化论思潮弥漫欧洲知识界的图景，揭示出当时学界的一些热门话题如“母权”、“乱婚”（群婚）、“图腾主义”等是如何在彼时彼地的学术背景中炮制出来，成为反证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明先进性的对照物。库柏还根据详实的材料告诉我们，这些流行一时有关原始社会的话题如何被后来的以田野实证为特点的主流人类学所逐步地证伪和屏弃。
从今天的立场上回看，涂尔干当年所能吸收的人类学理论成果不免过时和粗疏，诸如巴霍芬的母权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麦克林南和弗雷泽等人的图腾主义等，随后均被主流人类学思想所放弃。但是，以他的巨大学术声望和地位，涂尔干为这些有关原始心智和原始文化的观念在社会上的流行，特别是对文学家艺术家产生的深远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亚当?库柏还指出：
虽然在1910年－1920年间人类学家抛弃图腾论，它仍然是人类学对欧洲人的原始社会观念流传最广且最持久的一个贡献。由于图腾论在涂尔干和社会学中的重要性，它仍在有关宗教的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文献中作为一个困挠人的事物的存在，并且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核心神话。
在库柏看来，由麦克林南、弗雷泽、涂尔干、弗洛伊德等人大力阐发的图腾主义，从美洲印第安的部落的一种宗教现象，被泛化、普遍化为世界性的宗教表现模式。这种做法的合理性虽然被后起的人类学者所否定，但是早期人类学毕竟凭借图腾的概念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获得一种公认的神话——包括家庭和宗教在内的人类社会之最初起源形态。“因此，图腾制构成理性主义的基础神话，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象征的惯用词，诗人们可以凭借它去追思一种更自然的时代，那时人的精神与植物和鸟兽同在，神话与诗性智慧也是普遍存在的，性欲本能不受禁制。这是人类学家的伊甸园；与之相对，现代世界则是荒原。”这可以说是图腾的乌托邦化时代，自浪漫主义以来牵动着无数诗人和艺术家的灵感。
如果再往上追溯，那么自启蒙时期就有了另外一种厚今薄古的价值观，把历史“进步”的信念植入有关现代性的所有思想的基础之中。伏尔泰为他的《哲学辞典》撰写的“古人和今人”一条，就很能说明这种厚今古薄古心态：“中国人，在我们通俗纪元前二百多年就修筑了万里长城，这道城墙却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埃及人，三千年前，用他们那有九万平方尺的地基的惊人的金字塔给大地增加了负重。没有人怀疑，倘若有人想要在现今搞这些无用的工程，虽然浪费大量金钱，也不易办到。万里长城是一座由恐惧和不安而产生的巨大建筑，金字塔是一些虚荣和迷信的遗迹。长城和金字塔都证明人民的巨大耐心，却并不什么任何高等的建筑技术。无论是中国人也好，埃及人也好，都不会塑成一件像现今我们的雕塑家所塑造的人像。 正是在这样一种以时间的进步为基本尺度的价值观上，现代性的神话才在18世纪以来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深入人心，历经300年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人们的思想，为文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着先决条件。
进步有快有慢，有急有缓。革命派与改良派的长久争执就由此而起。既然进步的终极目标完美无缺，那么，加快进步步伐的“革命”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最具有号召力的正义举动了。杀人的合法化由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而首次为政府和公众所认同。而这一切都是以“理性”的名义进行的。人类进入一个借助于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屠杀同类的血腥时代。以至于有良知的英国社会学大师鲍曼（Zygmunt Bauman），终于在80年代写成了《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振聋发聩般的揭示出追求现代性与走向人类毁灭的因果关系。尽管这时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许久，但是核战争的毁灭性危险却有增无减。批判性较为温和的吉登斯，也不得不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去审视集团暴力毁灭性倾向的由来，并且专门强调从风险性方面去考察现代性的副作用。
以上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使人们自然地放弃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进步观，甚至有学者提出了解构“进步的神话”之要求。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就试图解说 “进步”这一理念的两个思想来源：“从本质上说，这种有关直线发展的进步过程的观念，具有两个独立存在的源泉。其中的一个源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被人们确立为奋斗目标的、资产阶级关于理性的理想，与现存的事态形成了对照，而且，利用进步这个概念来填补存在于诸事物那出现在自然状态之中的不完善，和理性的各种指令之间的鸿沟，在那时也是必要的。各种规范与现存的事物状态的这种和解，通过下列信念而取得了成功，即现实会永远持续不断地接近对这种理性目标的实现。另一源泉则是在德国滋生的取代了千禧年主义循环时间观的进化时间观。” 到了20世纪晚期，“理性”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虚伪性。用华勒斯坦的话说，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启蒙理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结果却是奴役，贫富分化和残酷杀戮。用汤林森的话说，现代社会的社会想象只是向理性的片断“借贷”其内容，最终结局是，想象变成空想，空洞无物，不再具有任何存在的目标或慰藉。 现代性从理性开始，走到了假理性后殖民理论家阿赫默德敏锐地指出 “进步的神话”（ “myth of progress”） 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尤其值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思者的注意。而人类学学科内部对古典进化论的批判则可提供对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关联的深层透视角度。
读《寻找原始人——对文明的批判》，成为英伦之行又一大收获，对西方话语中的所谓“原始”做出完全颠覆性的解说，使“原始/文明”二分的价值模式与思维模式彻底翻转过来，其文化寻根的意义不容低估。该书可让人领会到：如何彻底放弃我族中心主义，而真正摆脱我族中心思维与情感定式的学者如何有可能在理论上独领风骚。因为他不再迷信韦伯：韦伯等人的理论视野虽然也都扩展到西方世界以外，但是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我族中心主义的思维习惯，因为他们要思考的问题本身还是西方中心的：即为什么非西方世界没有产生现代化的过程。
对“原始的”再定义：（=文明前的；异化前的）四方面特征：1、用仪式来表达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基本需要；2、强调存在（existence）而不是本质（essence）；3、个人对自我和社会负有责任；4、缺乏对分析式的思维方式的关注。
伴随文明而发展的四个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特征是：1、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定量的变成飘渺的，也就是象我们所看到的，一种政治的、哲学的过程，最终是一种科学的过程。西方的科学形成于伽利略，但柏拉图则是其教父；2、抽象的与分析的（abstract and analytic）；3、非人格化与机械的（ impersonal and mechanical ）；4、集体化（collectivized）。它涉及个体的组合，为的是专门化的活动，把人际关系转变成技术的，或仅仅是空间的设置。人格取代了个人。
四、从“革命”到“发展”：文明-帝国主义话语建构之二
如果说19世纪的“进步神话”以“革命”为第一关键词，那么到了20世纪，特别是后期，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过后，取代“革命”而成为关键词的是“发展”。威赫斯特的《没有无根的生命：文化与发展》 一书便批判西方的发展主义神话，针对“发展中的”（Undevelopment）常用概念,提出“过度发展”的概念（Overdevelopment），揭示文化帝国主义的统一逻辑支配下的流行观念。如“发展”被第三世界视为西方化的特洛伊木马。西方一相情愿的输入“发展”，它给未发展地区带来的不是消除贫困，反而是毁坏了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把他们从传统的生活方式中连根拔起。还有，西方对未发达国家的援助总是我族中心主义的，它假定只有一种社会是全球效法的范式。作者争辩说，没有一种生命能够离开它的根，地方知识，地方文化的认同成为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源泉。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价值，使之成为多样化选择的发展道路之起点。
与此同时，亨廷顿根据以往历史中发展出的帝国主义，推断中国在“发展”之后也必然走向对外的扩张。“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 “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正体现了西方理性的不可靠一面。
人类的侵略扩张是“发展”的必然吗？人类自从有了文明自大狂心态以来，催促文明加快发展的步子已经无法放慢下来。这种谁也控制不了的发展，其实已有走火入魔的嫌疑。威泽福德的著作《文明人与野蛮人：谁将存活？》，对文明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以人类学的广袤大视野展开真正长时段的历史审视，对10000年以来由农业和城市的发明所导致的文明史进程加以总结，认为有文明的发展本身可能已经逼迫人类犯下了一个难以挽回的大错误。文明的对外征服与扩张，在这个星球上已经被证明是所向无敌的。没有一个部落能够在对抗中击败文明。然而，文明从内部产生出它的敌人，似乎也具有不可战胜的性质。所向披靡的文明注定要变成它自己的牺牲品。 如今的文明就好比是“社会恐龙”（social dianosaur），正在一步步走向灭绝的不归之路。自己不归不要紧，还要拉上所有的非文明、前文明社会一起殉葬。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处于核武器的毁灭性威胁之下的人类学者对世界前景的忧虑对今日的文明人有警醒作用。在《文明人与野蛮人：谁将存活？》的结尾处，威泽福德面对玛雅文明的废墟发出如下感叹：“未来也许有一天，来自外星的生物会站在我们文明的废墟上凭吊我们，就好象我们今天凭吊不知去向的玛雅文明一样。”
如果我们不能说威泽福德的忧虑是杞人忧天的话，那么如何看待文明的“社会恐龙”走向灭绝的问题，就应该摆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能否突破“发展”“进步”的催命幻象，是关系到文明存亡的首要思想前提。如何从根本上破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强加给人类的这种具有极大欺骗性和误导性的意识形态幻觉，是逃出发展主义和生产主义怪圈，根治过度增长癖的唯一良方。在这方面，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工作者首先面临着再觉悟与再启蒙的任务。虽然任重道远，但是责无旁贷。
卡思陀瑞狄思的《反思理性与发展》一文，在这方面批判力度最强，发挥的学术影响也最为可观。卡思陀瑞狄思认为，“发展”这个颇具号召力的观念，正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想象，也通过资本主义的扩张传播到全世界，并且成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建立制度性关系的主导题旨（“发展政策”、“发展研究”、经济发展机构，以及“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术语等等）。但是有个重要的事实必须弄清楚：发展的蓝图全都出自西方，代表的当然是西方的发展观，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观。而“前进”、“扩张”与“成长”一类概念，本来不是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或潜能，不具备普遍性，反之，它们只不过是西方特眼的质性与价值观，而西方人自认为她必须以次教育其他的社会。虽然这样的训育过程主要发生在经济层面，但它却是一个更大的企图心的表现：要将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观念全盘移植到其他社会。“这样一来，西方也就征服了世界，而即便西方社会在物理意义上被摧毁，西方还是等于征服了世界”。 按照这一判断，所谓“发达”与“发展中”的关系，表面上是先后、快慢的关系，其实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因此，“发展”的想象在西方内部是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幻相，而对于非西方社会来说则是掩耳盗铃的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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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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