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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妙常入乡不问俗，犯了船上的忌讳。若用汉儒注经的口吻对此段戏文加以注解，则必谓：“陈者，沉也，船夫讳之。”两件原本不相干的事（姓陈和沉船），通过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字眼（陈和沉），就因为发音相同，硬给扯到了一块，甚至建立起了因果关系。汉儒肯定比《秋江》的船夫学问大，但其言灾异，正是循的与老艄公一样不讲理的“道理”。且看他们怎么说：
1、严公（鲁庄公）十七年冬，多麋。……刘向以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为言迷也。盖牝兽之淫者也。是时严公将取齐之淫女，其象先见。天若戒曰：勿娶齐女，淫而迷国。
2、（汉）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
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后王莽篡位，自说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以上所引俱出《汉书。五行志》。第一条中“麋”与“迷”谐音，第二条中“梓”与“子”谐音，并因此成为王莽篡汉称帝的根据。
汉代经学声训之法与民间修辞习俗的不谋而合，足以暗示，要参透汉代声训以及经学的奥秘，不能仅仅在语言学或哲学之中逗圈子。风物宜应放眼量，声训之所以在汉代盛行一时，或许并非是经师博士们的蓄意捏造，而是有其广袤深厚的文化渊源，源于民间口头语言所特有的谐音双关修辞法。
二
村夫野老，质率朴陋，不谙文字，难识书契，其表情达意主要是用口头语言，而非文字。
口头语言是以音表义，有是音即有是义，音同则义同，即使是本来并不同义的同音词，由于在口耳之间无从辨别，因而也可能被认为同义词。这本是口头语言的一种缺陷，但却被民众智慧加以积极的运用，利用语词的谐音关系创造了各种诙谐有趣的民间口头文体，谐音双关修辞法因此而生。
此种修辞法在民间歌谣如南朝乐府、竹枝词中最为流行，因歌谣尤重口头表达和声音的和谐，最有名的自然要数刘禹锡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了。
谐音双关修辞虽然最重于歌谣却并不限于歌谣，它广泛流行于民间谚语、谜语、吉祥口彩、曲艺、绕口令，乃至于诨话、荤话、骂人话中，且又何止口头语言，举凡民间美术、器物、吉祥物、巫术、仪式等也无不与之密不可分。
重音不重文，以耳不以目，循音律而非文法以组织话语，这是民间语言最基本的特点，并成为民间思维、民间知识、民间信仰的逻辑基础之一。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多不谙此理。
中国人习惯上称知识分子为“文人”，盖因其知书能文，表情达意，以文字（即所谓书面语言）为主。因此对他而言，文字就是意义的渊府，只有被文字记载的，才是有必要了解的，才是有意义的，因而，对于他才是存在的。文字以及文献，圈定了文人的视野，构筑了文人的世界，文献（而且是正统文献）之外的世界则完全落于他的视野之外。对民间世界的一片天籁或众声喧哗，他充耳不闻，对民间世界的杂花生树或纷纷红尘，他视而不见，民间世界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由文字──这些文明的碎片──构筑的世界，是一个先由巫史奠基、再由圣贤巩固、最后由历代儒生经师修缮润饰的世界，而文人心目中的历史，无非是搬演于这一世界中的历史，说穿了，就是高章典册、经史子籍所叙述的历史，民间大地的风雨沧桑对他只是烟云过眼风过耳。
于是，在垄断了历史记忆力和叙述权的文人笔下，思想史就是几位智者的苦心孤旨，而文化史也就仅仅是精英们的自编自演，世界成了英雄们单打独斗的舞台，草民百姓，只有挤在台下傻呆呆地看热闹、瞎起哄和顺便受教育的份儿，占一个民族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竟成了在历史边缘游荡无依的孤魂野鬼。
民众当然不是在历史之外游荡的幽灵，他们一直就有自己的历史和“历史学”，那当然不是煌煌《二十五史》，而是历来不入正典的野史稗乘，草民百姓是从勾栏戏台上的粉墨春秋和说唱话本的绘声绘色中体认历史。历史既然从来就是一种“效果历史”，民众既然主要是从戏剧中体会历史，因此，民众的历史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戏剧效果历史”，民众心目中的历史就像唱戏一样热闹（有点像时下流行的《戏说》历史）。这正是“尧舜生，汤武末，桓文静丑，古今来多少角色；日月灯，江海油，风雷笛鼓，天地间一大戏场。”（郑燮书戏联）。
这种历史乍看荒唐，肯定不入正人君子法眼，但殊不知，在历史长河中展开的历史原本与人们心中对历史的理解分不开，历史的观众同时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历史决定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反过来又决定了人们如何参与历史、造成历史。谁又敢说，把戏当历史看的人们不会把历史当戏演呢？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就揭示了中国华北的民间戏剧以及降神赛会对义和拳的深刻影响，义和团运动自始至终都渗透着浓厚的戏剧因素。更何况这些看戏演戏的人物可能有朝一日登上金銮殿，成为历史的“主角”，如刘邦，如朱元璋，“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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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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