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形式论争和现代格律诗论争中的民间文学问题
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主义的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接合起来。”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论新阶段》为题，全文发表于《解放》周刊第五十七期。
抗战开始后，文艺界便掀起了文艺大众化的运动和展开了关于大众化的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发表以后，民族形式问题成了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文学界新的共同话题，从而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已故文学史家王瑶说：“这话自然也适用于文学的领域，特别是因为新文学的作品一直没有能够深入到工农群众间，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因而立刻引起了文学工作者的反省与检讨。那时正是制作通俗文艺的高潮刚过去，大家对于运用旧形式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有的很不相同，于是在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中，文艺界便展开了有关民族形式的论争。”[14]
最早响应的是延安的文艺界。1939年8月3日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集文化界人士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何其芳发了言。据冼星海日记载：在这次的座谈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尤以周扬、沙汀、何其芳及柯仲平、赵毅敏等。晚十点半始散会。”[15] 稍后，何其芳在11月16日出版的《文艺战线》第1卷第5期上发表《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的文章，正式以文字的形式表达了他的观点：“这种更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文学的基础应该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还在生长着的新文学呢，还是旧文学和民间文学？”他的回答是前者。他说：“目前所提出来的民族形式，不过是有意识地再到旧文学和民间文学里去找更多的营养，无疑地只能是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方向，而不是重新建立新文学。因此，它的基础无疑地只能放在新文学上面。我认为欧洲的文学比较中国的旧文学和民间文学进步，因此新文学的继续生长仍然主要地应该吸收这种比较健康，比较新鲜，比较丰富的养分。这种吸收，尤其是在表现方法方面，不但无损而且有益于把更中国化，更民族化的文学内容表现得更好。”他在进一步谈到民间文学的形式的利用时说：“比较可以多利用一些的恐怕还是民间文学的形式。可惜对于民间文学的形式我没有好好研究过，也没有利用过。它到底有哪些可以被利用的优点以及如何被利用到文学的各个部门等问题，都只能留给在这方面下过工夫的人回答。我仅有的意见是消极方面的。”[16] 尽管他谈的是民间文学的形式的利用而不是全面地谈论民间文学，但总的说来，他对民间文学可以供给新文学以营养是持否定性意见的。
延安的《新中华报》、《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晋察冀边区的《边区文化》等，相继发表了艾思奇、柯仲平、萧三、冼星海、沙汀、刘白羽、劳夫、陈伯达等人的文章，联系利用旧形式问题，围绕着创造文艺的民族形式展开了讨论。周扬在《中国文化》上发表文章说：“利用旧形式不但与发展新形式相辅相成，且正是为实现后者的目的的。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的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为坚实与丰富”。“旧形式正是以那文字的简单明白而能深入了广大读者的心的，但这工作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民间艺术的宝藏还没有深入地去发掘。对这工作也还没有完全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把吸收民间文艺养料看作新文艺生存的问题。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形式，在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来，这自然就会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就会是真正的民族形式。”[17]
继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文学月报》、《大公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发表了黄绳、巴人、张庚、罗荪、魏伯、冯雪峰、王冰洋等人的文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召开了有艾芜、鲁彦等人参加的座谈会。在香港地区，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为中心，召开了座谈会，开辟“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专栏。黄药眠、 杜埃、宗珏、 黄绳、袁水拍等人纷纷著文讨论。1940年3月24日，向林冰在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发表了《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强调要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否定“五四”以来的新的文艺形式。葛一虹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上发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对此表示异议。由此引发了一场文艺论争。在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围绕着如何对待已有的民间文艺或民间形式与“五四”以后的新兴文艺形式，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都被卷入其中。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