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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像个逃荒的,
近看像个要饭的,
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不知是谁给贾芝先生编了这首顺口溜。在一次聚会上,贾芝先生当众朗读,有板有眼,十分得意,看来他对这顺口溜是认同的,至少没有反感。
这顺口溜的“作者”也真会编,看似贬,实为褒,意思是说贾芝先生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工作上要求高,生活上要求低;地位变了,仍保持简朴的本色。这是人们对贾芝先生的最高评价。
我与贾芝先生相识快半个世纪了。1957年我背着一大包我搜集的白族民歌,从遥远的祖国边疆来到首都北京时,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贾芝先生夫妇。贾芝先生的结发夫人李星华女士(李大钊烈士之长女,已故。)我在云南大理就见过,跟贾芝先生则是第一次见面。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一直在贾芝先生的领导下工作。
哥俩红与黑
贾先生属牛,原名贾植芝,今年93岁,1913年生于山西襄汾县南侯村。他与其弟贾植芳先生都是有名的文化人,在上个世纪一“红”一“黑”,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旧时襄汾,贾家算得上是个富家,其祖父是个精明的山西商人,早年曾在北京大栅栏开估衣店;父亲务农,为人忠厚,常做善事。贾先生说,他小时候常见父亲将从北京买回的药品及家中钱粮送给村里人。他的伯父经商,办的是洋务,见多识广,贾先生曾一度过继给伯父。在贾先生身上,有父亲的影子,也有伯父的影子。
贾芝兄弟俩少小离家闯荡四方,全仗伯父支持。伯父重视教育,眼高志远,使兄弟俩有幸在少年时代受到一流的中西文化启蒙,因而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展。兄弟俩都酷爱文学,他们差不多同时都做起了文学家之梦。贾芝先生善诗,曾被艾青称为“布谷鸟诗人”,同时他法文也好,译过不少诗文;贾植芳先生秉性聪敏,被称为“神童”,他精通俄文,英语、日语也很好,国学基础堪称上乘,是我国最早的翻译家之一。1931年,18岁的贾芝先生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水磨集》,不久贾植芳先生也出版了译文集《契诃夫手记》,贾氏兄弟从此崭露头角,步入文坛。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37年,贾芝先生从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毕业,本来想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继续深造,但由于“七七”事变发生没有去成。为参加抗战,贾先生于1938年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秘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先在“抗大”学习,后入“鲁艺”文学系学习,然后在延安中学、延安大学等单位工作。1949年到北京后,先后在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研会做党的工作兼研究工作,贾芝先生“吃过小米扛过枪”,当然是革命作家。
贾植芳先生的命运却完全相反。他从19岁就开始过第一次监狱生活,他一生坐过四次监狱:北洋政府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第四次入狱的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所以当时人们说,贾氏兄弟走的是两条道路,一个走的是“红”道,一个走的是“黑”道。其实,这是历史的误会。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贾氏兄弟都是革命战士,革命作家:贾芝先生自不必说,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贾植芳也是革命的,解放前他曾介绍许多进步青年到延安去,解放后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系主任,讲授苏联文学。贾植芳说:“当年复旦的教师,陈望道翻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我翻译恩格斯《住宅问题》,此外再没有第三个人翻译过马恩的东西。”然而1955年在批判 “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人们指控他翻译马列著作是“披着红色外衣”,这一指责似乎给贾植芳先生留下了“后遗症”:前年贾芝先生买了两件红色茄克衫,一件自穿一件送给弟弟,但弟弟一直束之高阁。学生问他为什么不穿?他答:“这是红色的外衣,不能穿。”这诙谐回答在校内一时传为佳话。
贾芝和贾植芳感情甚笃,但因为政治原因曾一度失去联系,粉碎“四人帮”后贾植芳获得彻底平反,1979年贾芝先生之妻李星华女士逝世,贾植芳来北京奔丧,我代替贾芝先生到北京站接站,领他到了演乐胡同贾宅,兄弟俩25年不见,相见时激动欣喜之状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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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在线 2006年0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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