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老：是的，我们有了颇具规模的史诗学术共同体，但大家共同遵行的基本学术范式却仍然有待建立。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按学科取向整理一下内务，明确我们学科的核心形态和当务之急。比如，说到科学资料本的问题，还是要提马（学良）先生。他是语言学家，严格一点说，是你们彝族语言学的研究专家。他和苗族今旦同志编译《苗族史诗》，与彝族同志合译的彝汉对照，并加国际音标注音的《阿诗玛》，都是科学记录的一个范本，是对学界的一个贡献。

　　巴莫：是的，从田野工作到资料搜集，从个案研究到理论阐释，史诗学界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都需要形成一个能让大多数学者协同努力的学术范式。综观国外史诗学研究的现实和传统，我觉得朝戈金谈到的“帕里─洛德学说”不失为一种范式，我们可以选择和借鉴：其文本分析模型与田野工作方法久经考验，成熟可靠；其理论简洁、连贯、解释力强；其整体论观点能兼顾基础研究与现实应用，在中国也有行之有效的活传统和文献加以具体的印证；在学理上它格外强调口头传统，与我们民俗学学科的主流意识相契合。还有，它以广阔的人文世界与具体的语言传统为田野，使我们能将理论贯穿到实际操作中。当然，中国史诗学的理论建构应适应中国本土的史诗传统研究。

　　钟老：西方史诗理论的借鉴，我们稍后可以专门谈谈。我现在想说的是学科制度方面的问题。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民间史诗和叙事诗，这是我们的一项大宗文化财富，而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可能还不健全、或者开展活动的范围还比较狭窄，这都给我们继续开发这个领域留下了空间。说到具体的史诗研究，虽然我很热心，但这方面知识比较弱。当然我也很留意，但毕竟有限，所以不能具体地提出很多的意见。但还是像昨天晚上我们讲的，可以成立一个“史诗理论小组”。应该成立，不是可以。

　　成立“小组”要干些什么事情呢？我想，首先，人不要太多，先到10个人为止。要热心于史诗学建设的人参加。两个月开一次会，谈谈，做些报告呀，那么也要组织一些文章发表。我们要办刊物为时尚早。现在小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把中国已有的汉文本的史诗，比较流通的，搞它一个目录；同时这个目录里面也可以做些简要的题录和摘要。那么，这个东西可以发表，也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工具，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究竟有多少史诗？内容是什么样子的？谁要去研究的就可以供人选择。比如，综合运用也好，或个案问题的研究也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外国的东西、外国的理论。现在也翻译了一两本了，是吧？比如苏联那本关于蒙古史诗的，还有石泰安的，但还是很少的。

　　……有了机构，有了集体，就能形成学术阵容，加强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中国史诗理论的建设很重要，宣传也很重要。成熟性的研究往往很慢，因此研究要有步骤，有近期计划，也要有长远计划。比如民俗学理论方面，我让山曼写一个比较通俗的本子，给中学生们看，要普及民俗学知识，史诗也同样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例如，现在有的日本民俗学者研究神话教育学，而我们中国很早就有易俗化民的传统。今后我们有了相应的学术机构，也可以合理地分配力量，研究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叙事诗的教育问题。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说明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巴莫：是的，教育学的观照很有意义。在我的田野中常有感悟：彝族毕摩通过仪式宣颂史诗，与山民们进行持续而多样的精神沟通；他们的诵诗、传演，当然是在庄重肃穆的礼仪活动氛围中进行，你不难看到“气韵生动”的场景，也让我重新体认儒家“诗教”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
　　钟老：我对史诗没有用过专功，对神话和一般叙事文学到有一些心得。你们要做长期的专门研究，搞史诗就要专搞，“铢积寸累”，“浅耕”不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共勉吧。

　　注：可参见钟老为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一书作的《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该《序》由钟老口述，笔者代为整理，综合了先生在西下庄几次访谈中对“中国史诗学”建设提出的诸多阐发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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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