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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云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高发元
在新千年到来之际，近90位中日两国学者聚集一堂，参加由云南大学、楚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日本比较民俗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稻作与祭仪”为主题，展开对稻作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是继1997年1月首届中日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之后，中日两国民俗学者的又一次盛会。在此，我谨代表云南大学、楚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及本届研讨会组织委员会，向参会的各位中日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各位学者对本届研讨会给予的支持与协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中日两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基层文化中，稻作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开了对稻作文化的深入研究，就难以从整体上把握中日两国的基层文化。正如日本知名学者诹访春雄先生所说的那样：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弄清了稻作文化，那么，文化上的大部分问题也就弄清了”。由此可见，稻作文化的研究，在中日乃至东亚、东南亚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稻作文化，是指包括由于稻作生产发生出来的社会生活及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它不仅包括有关水稻主体的产生、发展及其生产，稻作生产技术的传播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还包括了由稻作生产而影响所及的民间生活方式、宗教民俗与仪轨，以及稻作民族特有的文化心态、社会道德、审美理想等诸多文化因素之总和。对稻作文化的整合研究，即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需要相关各个学科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在我国，对稻作文化的专业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参与研究的学者群主要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及农学家。自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的稻作文化研究随着考古发掘中稻谷遗存的大量出土，得到了极大的推动。而且，人类学家、民俗文化学家已陆续参与到稻作文化的研究中来。近20年来，我国从事考古、农业史、文化史、文化人类学、民俗文化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在稻谷起源、稻作文化的传播、稻作农业史、稻作文化与长江文明、稻作民族的宗教民俗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版了一系列有创意、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及论文。可以说，“稻作文化热”不仅业已形成，而且正在升温，愈来愈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此次研讨会收到的近60篇参会论文，既紧扣了本届研讨会的主题，又从不同的视点和角度对稻作与祭仪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论题新颖、有创见、具有开拓性的论文，这预示着中日两国民俗学者将在稻作与祭仪这一研究领域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我衷心期待中日两国民俗学者不断加强学术文化交流，通过共同努力，将中日两国的稻作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先生在从事和倡导日本民俗学研究的时候，明确指出了要回答“农民为什么穷”这一主旨。我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目标是富民强国。我国民俗文化学泰斗钟敬文先生一生实践着从民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去从事民俗学研究的理念。费孝通先生和钟敬文先生都把“学人话语”化为了“经世致用”的行动。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民俗文化研究的功能，除了清理、把握各民族先民所创造并一直得以延续的民俗文化财富；增强国民的文化知识和民族意识与感情；以其研究成果为国家新文化决策提供咨询；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与民俗学的宝库之外，就是要建立一座各国各民族之间沟通的文化桥梁。这可以用钟敬文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热爱人类”。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很多日本的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云南参加这次研讨会的缘故吧。
据我所知，以稻作与祭仪为主题举办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我衷心预祝本届研讨会在与会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获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学者在云南期间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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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5-30 10:59:3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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