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大地震发生的1976年，也是中国政治的地震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逝世，四人帮的倒台。都使得这一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当时，和这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比起来，唐山大地震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而且在当时的氛围下，政治斗争总是优先于一切。就连有关地震这样的纯粹的自然灾害的叙述，也被赋与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一点，从关于地震的报导可以看出，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报导没有发表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作为新闻，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而受灾的状况，直到事隔3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才首次披露。会议闭幕第2天即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

　　根据军人记者钱钢的介绍，震后对地震的介绍，绝少提及灾害的损失，“在地震各级干部向新闻记者介绍情况，通常使用的语言有:“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我们以大批判开路，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物质基础论，促进了抗震救灾”,“感谢毛主席，感谢解放军，让咱们唐山人民吃上了“友谊米”,喝上了“感情水”,穿上了“风格衣”。”[8]

　　1985年前后开始，政府的媒体也开始刊载有关地震的文字。1986年,唐山市委主办的报纸《唐山劳动日报》上，7月开始登载有关地震的回忆录、文学作品和纪念活动的消息。1996年7月该报开设了“我看震后20年新唐山”征文栏目，刊载一些回忆文章。其中还有某小学开展《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活动，发动小学生向自己的父母了解震灾的体验，在课堂上讲述。在这之后的逢五逢十的日子，都有类似的报道和回忆和纪念文章。这些个人的体验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其话语方式、行文结构以及表达的主旨有共同的特征。下面试举几例。

　　1.地动山摇，花子扔瓢”，我在孩提时，每逢地震，奶奶就叨咕这句不知起于何时的俚语。······1976年7月28日，世所罕见的地震把唐山夷为平地。奶奶有幸早“走”了两年，没有赶上这场浩劫。我想，如果奶奶在世，她也绝不会在唠叨那句陈词的。因为非但“花子扔瓢”早已成为历史，而奶奶随着社会的进步，她的“信天命、畏鬼神”的思想也早已被信共产党所代替了。······夜幕降临了，沉浸在乔迁之喜的唐山人民，有时也会发出思念阵亡亲人忧伤的梦呓，但我相信，更多的还是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对共产党的称颂。(1986年)

　　2.董瀚莲同学的妈妈是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来的，为了清墟，有的战士指甲被掀掉了，晚上下起雨，解放军把受伤的妈妈抬进了部队的帐篷，妈妈常对瀚莲说:“要牢记解放军的恩情”。(1996年)

　　3.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11周岁，父母在地震中震亡，残酷的震灾在心头留下了极深的创伤，面对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对生活前景失去了信心和勇气，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迅速派来了解放军、医疗队，全国人民送来了大批救灾物资，使唐山市很快在震后恢复了生产和基本生活，使我幼小的心灵中对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深深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崇高。(2001年)

　　这些体验谈刊登在政府主办的媒体上，可以看做是代表政府对事件的书写与叙述。在这些不同作者、不同写作时间的体验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共性。他们在叙述事件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遵守一个共同的话语规则。上述的例子可以析出一个模式，即灾害发生-获救-感恩。把地震这个自然灾害与特定的政党、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地震救灾过程的叙述，证明“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社会主义”的伟大。

　　通过这些政府控制的媒体，一部分经过选择的个人记忆进入公共话语，形成了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而这些公共记忆的形成反过来又为后来的个人记忆创造了一个模式。从上面列举1986、1996、2001年的跨越了20多年的不同的体验谈，不难看出后者对前者制定的话语模式的模仿和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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