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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魏王墓地，如今长满了庄稼。 |
汲冢遗址在今卫辉市区西南10公里汲城村南200米处，是战国时期魏王墓遗址。
实际上，这是一片墓葬群。近年来，卫辉市文物管理部门曾对汲冢遗址作过调查，得知“文化大革命”期间遗址内原遗存的7个墓葬已被平掉。由于时间尚近，村里还有人记得比较清楚。文物管理部门结合村民的回忆，以范家坟为标志，自西向东对7座墓葬重新勘测，并进行了科学保护，其中最大的墓（1号）长、宽各75米，最小的长、宽各18米。
既然是魏王墓葬，何以不称魏墓而称为汲冢呢？这与当地的历史有关。王振中先生说，娘娘庙村看上去是个小村，但历史却厚得让村子无法承受，这里就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汲地，因为汲太有名了。
查看卫辉史志可知，汲县是卫辉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重要称谓，因为它实际使用的时间最长。除了单独地作为县级治所，包括隋朝的汲郡属县（郡治卫县，即今淇县）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再就是卫辉路、府以及卫州的属县兼治所，前后用了近1500年。再往前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包括西晋的汲郡、两汉的汲县和战国的汲邑，也有800余年，但治所主要是在今卫辉城区西南20余里的汲城村，也就是说今卫辉市区之“汲”的源头，是汲城之“汲”。而魏王墓，就处于这样的汲地。
汲冢主人与《竹书纪年》终年
自《竹书纪年》（以下简称为《纪年》）和《穆天子传》等竹简书出土后，“汲冢”的主人引起学界的关注，有魏襄王和魏安矨王两种说法，但至今没有定论；正是基于“主人”的不同，所出《纪年》之终年，同样有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和魏安矨王二十年（公元前257年）两种说法遗世。如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将《纪年》终年定在襄王二十年或安矨王二十年，都是错误的。
今《晋书》之《武帝纪》及《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等，均言汲冢所发为魏襄王墓；《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正义引王隐《晋书·束皙传》，则称为魏安矨王墓。另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等，于汲冢只言“旧冢”或“魏墓”，而不言其主。
当代历史学家黄怀信先生认为，汲冢主人是魏襄王。
黄先生的观点主要来自《竹书纪年》的终年。
按照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言：（《纪年》）下至于魏哀王之二十年。
据《史记·魏世家》，哀王为襄王之子、惠王之孙；哀王二十年当为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然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又云：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
《通鉴外纪》卷二引《汲冢纪年》亦云：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
《史记·魏世家》索引说：《系（世）本》襄王生昭王，无哀王，盖脱一代耳。而《纪年》说惠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今此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纪事甚明，盖无足疑。而《魏语》，亦有哀王。盖《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
《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的观点也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
与《索隐》引《纪年》说相同，荀勖曾校定汲冢书，所谓“古文”，当指古本《纪年》。黄怀信先生认为，由以上记载可知，古《纪年》确有惠王改元的记载。《纪年》为魏国史记，本国人记本国史，不可能失掉代数，而且仅为前两代之事，必不致失误如此。所以，此事当以《纪年》及《世本》所载为是。
黄怀信先生认为，《史记》襄、哀二字，必有一误。襄、哀二字形似互误，古书恒多有之。盖司马公不详惠王曾经改元，又所据史料有“襄”误为“哀”者，故多出一代。总之史无哀王，《史记》之“哀王”当为襄王。可见杜预所言“止于哀王二十年”，实亦指襄王之二十年。而杜预“哀（襄）王二十年”和郭忠恕引《晋史》“安矨王二十年”之说，都源于《纪年》末句“今王终，二十年”之文，只是对“今王”认识不同而已。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称谥，谓之今王。”杜预所据为“古书《纪年》篇”，可见古本也有“今王终，二十年”之句。因此，黄怀信先生认为：“今王”当为惠王之子襄王。所以汲冢主人当为魏襄王。
黄怀信先生还认为，魏之诸王，无二十年终者。其实，诸王包括襄王，也不必二十年终。因为《纪年》之“二十年”，并非用魏王纪年。细观《纪年》“二十”年以上，有“十六年”、“十五年”、“十四年”，倒此以上，直至“元年”，属之周隐王。再以上，亦全用周王纪年。因而，此“二十年”必承上“十六年”，为周隐王之二十年，只是将“今王终”写在了“二十年”前面而已。《纪年》此句以事与时倒书，盖以此句属全书绝笔之故，总之只是一种笔法，而绝非用“今王”纪年，因为全书皆不以魏王纪年，且无一处用“今王”纪年。可见世谓《纪年》记事终于魏安矨王二十年或魏襄王二十年，皆是误解了《纪年》笔法，把“二十年”看成了“今王”之年。
但新乡市史志专家王振中先生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墓冢当为魏安矨王之墓。他是根据搜集的大量相关史料，并做了深入研究后得出这个结论的。
魏王墓就是魏安 王冢
实际上，让王振中不能认同的还有新编的《辉县市志》。他发现，在该志文物篇古墓葬栏目下，标的也是魏襄王冢——魏襄王冢，位于占城乡大梁冢村北，因战国时魏都大梁（开封），俗称大梁冢。《获嘉县志》（民国23年版。引者按：因该村民国时期属获嘉县）载：古之汲冢也（晋属汲郡），或为魏安矨王冢，高二丈余，大数十亩。晋太康二年（281年），为汲郡人不准盗发，得竹书数十车，后人多次整理为不同版本的《竹书纪年》。
“这是很荒唐的。”王振中说，“众所周知，出土‘汲冢鲁壁’式珍本的魏王墓遗址，是在今卫辉市孙杏村镇（系列一中孙杏园镇有误）娘娘庙村，千百年来并无他词，怎么到了民国时期忽然又冒出个相同品牌的文物？”
为了解开谜团，执著的王振中曾进行了实地考察。
在大梁村北，王振中看到确实有一座“大梁冢”，并且冢上还有一座天仙庙和几通石碑。但是，无论是资格最老的明万历二十六年的“大粮冢重修天仙庙碑记”，还是时间稍后的清顺治五年的“金妆天仙关帝广生碑记”，都明明白白地说该村原名为大粮冢，不曾提及与魏王墓有何瓜葛。
“由此看来，《获嘉县志》和《辉县市志》的撰写者是以讹传讹，实属不该；而由于谐音关系，大粮冢村逐渐演绎改成了大梁冢村，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倒是一种正常现象，无须深究。”王振中说，“值得深究的课题倒有一个，就是娘娘庙村魏王墓主究竟是谁？这早在《晋书·束皙传》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矨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安矨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
王振中说，后来的文献多沿用此说，如《获嘉县志》和《辉县市志》便是。也有史书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如《汲县今志》就说：“……共、汲早有不保之势，何以安矨王卒后，渡河葬汲乎……故汲冢似非安矨王墓。”而《汲县志》（乾隆三十六年版）则认为：“……是（时）安矨王二十年去襄王卒时已六十余载，安得再启墓而藏书……依《通志》作安矨王墓为是。”还有一些文人借诗文表达过自己的意见，如清人彭时奋在《过卫》诗中就认为汲冢是“狐嘶茂草襄王墓”。而元人王恽在《汲城怀古》中说“临风笑煞安矨事”，认为安矨王给自己修大冢因而遭盗是“甘著虚名博祸机”等。
“把汲冢的主人确定为安矨王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样做有一个硬证，就是冢中盗出的《竹书纪年》的记事下限为安矨王二十年。根据同一理由，若把墓主确定为魏襄王，就有许多难通的地方。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目的是什么？几十车的竹书对于安矨王可以称作陪葬，而对于已葬了四十年的襄王，恐怕就很难称得上‘陪’了。若是为了藏匿，为何不藏于封葬更近的昭王墓或更久的惠王墓？何况，陪葬于安矨王墓，不是同样具有藏匿功能吗？其次，是于情理不合。当时并未碰上山崩地陷或人为破坏的事情，必须迁葬、改葬借以扩坟藏书的机遇。中国人历来重视‘阴宅’风水，挖掘祖坟别说在封建社会的战国，就是到了今天也仍然公认是大逆不道的勾当。再次，是技术上有障碍。近年来的大量考古成果证实，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侯王级墓葬，多采用土坑竖穴积石积炭（或积石积砂、垒石为椁）制，这种墓葬形式，是在墓室的四周有厚厚的积炭层以防潮湿，还有几十厘米乃至一两米厚的砾石层，加之填土中的层层卵石以防盗。显然，要想进入这类墓室，只有不顾一切地破坏性盗发，否则，几十车的竹书，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安全补葬到墓穴中的。”王振中说，“有人根据安矨王在位时魏之共、汲已有不保之势，故而安矨王卒后不会渡河葬汲，言下之意汲冢主人就不会是安矨王，这种看法有着明显的缺陷。一是不知道共、汲乃魏国主要王陵的所在地，仅《山彪镇和琉璃阁》两处，解放前后就曾出土过魏国墓葬73座，加上汲冢的7座，其中至少埋葬有八位王侯级人物。二是没看到魏国末期总的窘迫形势。不错，当时的共、汲确有不保之势，但安矨王驾崩时，魏国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哪里还有更安全的死后葬身之地呢？”
王振中还介绍，汲冢竹书曾和鲁壁籀文、安阳甲骨文并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尤其是其中的《竹书纪年》至今还牵连着中国文化的许多关接，比如我们今天的共和国之“共和”，中国编年史原有的准确开端——公元前841年以及新的“夏商周年表”等。
研究汲冢墓的墓主，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汲冢书”。王振中在对汲冢遗迹实地考察后就曾揣想，“汲冢书”很可能主要是由魏公子信陵君领衔撰写。其理由有二：
一、“汲冢书”有七十五篇（种）之多，涉及四书五经、相术射法、楚晋旧典、丘藏游记，等等，内容十分广泛，只有像信陵君那样既具有广泛兴趣又拥有众多食客的人，方有运作的条件。有关这一点，《史记·信陵君传》中的《魏公子兵法》可为佐证。
二、《竹书纪年》的记事下限——魏安矨王二十年，正好是信陵君“窃符救赵”那年，从此他一去十年不归，《竹书纪年》也断了线，这应该说不是一种巧合。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