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受中外学术界关注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 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挖掘和出版了大量的活形态的英雄史诗和原始性史诗, 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些史诗, 一是数量多, 在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之外, 北方南方许多民族都拥有中小型英雄史诗或表现先民与自然斗争的原始性史诗。二是三大史诗篇幅长, 从目前搜集整理的情况看, 《格萨尔》有一百二十多部, 一百多万诗行, 约为两千多万字; 《江格尔》有二百多部, 二十多万诗行; 《玛纳斯》居素甫·玛玛依唱本有八部二十二万诗行。三是这些史诗大都仍处于民间口头流传的活形态, 有不少腹藏上万诗行、并能即兴发挥的专业性质的艺人, 有许多热心的听众以及适宜史诗存活的文化土壤、精神氛围。尤其是, 作为史诗源头、雏形的祖先神话、英雄传说、小型古歌和叙事诗等, 也与史诗在一个空间存活。这一切, 为描述史诗整体形态特征, 为探讨史诗发生发展规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此相适应, 近年来, 中国史诗研究不断出现新的成果,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史诗课题组推出的五部专著, 就是最近的一批成果。这五部专著是：《江格尔论》( 仁钦道尔吉著) 、《格萨尔论》( 降边嘉措著) 、《玛纳斯论》( 郎樱著) 、《南方史诗论》( 刘亚虎著) 、《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 斯钦巴图著) , 这些著作已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些作为国家级重点项目最终成果的专著, 对中国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的起源、形成、文本、形象、文化底蕴、审美特质、流传形式、艺人听众等作了系统的研究, 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 对中国史诗规律的揭示以至整个史诗学科的建设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它们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一种重要文学现象研究的空白, 还以中国活形态史诗的独特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史诗理论。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00-06-24 第006版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