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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统的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余波所及，不仅今天的国际学术格局中其影响仍清晰可见，而且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文件里都它的直接贡献。
不久前，美国学者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写过一篇名为《口头传承研究方法纵谈》的文章（Rosemary Lévy Zumwalt: “ A Historical Glossary of Critical Approaches”），纵向地梳理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和关捩。当今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领军人物约翰·弗里（John Miles Foley）在给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所作的题注中说“这篇文章是对西方的口头传统研究历史所作的最出色的述评之一”（见《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第3页）。
众所周知，所谓“口头传统”（英文oral tradition，也有汉译作“口头传承”的）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指人类的一切口头信息传递形式，另一个是指主要在无文字社会中传承的语言艺术（verbal art）。
朱姆沃尔特说，在18、19世纪，当时的学者们开辟了口头传承起源问题的研究，因而他们可以算作是口头传统研究的直系前辈。德国的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格林兄弟（Jacob Grimm, Wilhem Grimm），芬兰的伦洛特（Elias Lönnrot），挪威的阿斯比约森（P.C.Asbjørnsen）和穆（Jørgen More）是这些前辈学者的代表。他们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口头传统究竟其源于何时何地。这种关于起源问题的解答过程，乃是基于一个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假设，即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经历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过程。
此后，以“A-T分类法”而闻名于世的芬兰人阿尔奈（Antti Arne）和美国人汤普森（Stith Thompson）是20世纪芬兰的“历史-地理方法”的倡导者。就其出身和工作方法而言，他们是民俗学者。与他们相似的，还有推崇“地域-年代假设”方法的人类学者博厄斯（Franz Boas）。它们共同开启了被人们称作“机械的”方法论。他们都认定，一个故事从中心点向四周的流布，就像石块抛入水中会漾起不断扩大的波纹一样。一个故事的扩散越广阔，说明它越古老。而故事的原始形态可能就在它的传播中心。
“文化的方法论”，被认为是校正“机械的”方法的有效手段。其核心论题是口头传统作为材料系统，其中熔铸了文化的意义，并服务于社会成员的需要。该方法集中探讨的是所谓原初形态的文化（precontact culture）。博厄斯和他的学生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是该学派的推动者。杜波依斯（Cora DuBois）和卡迪纳（Abram Kardiner）的口头传统是文化的手段，它反映了文化的模式化过程的说法，以及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功能主义论见，都是这个方向的进一步推进。
文本模式的研究，作为一个在方法论承续上与文学研究关系紧密地方向，有比较多的成果也是自然。延续着北欧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强势传统，奥利克（Axel Olrik）开始着手总结适用于所有样式的“法则”。他的“史诗的法则”（Epic Law），有长久的影响。普洛普（Vladimir Propp）及其形态学理论，将文本模式化的方法，又一次引入到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中。在20世纪中生命力长久不衰的，还有“帕里-洛德理论”（又叫做“口头程式理论”，Parry-Lord Theory, or Oral Formulaic Theory），聚焦文本解析，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口头诗学领域，并在全球近200种语言的传统中得到运用。该学派的当今旗手弗里（John Miles Foley）更是大力倡导跨传统的比较和对既往文明遗产“典律”（Canon）的考问。近来国内过对该学派有较多译介，此处不拟赘述。
构成上面所述各学派的相邻学派的，还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学的理论，有精神分析法，有民族志诗学理论，有表演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有关于“真确性”(authenticity )的探讨，等等。（见增刊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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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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