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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电视台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落幕，相声何去何从，再一次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很多网民群起而问责：为什么不让郭德纲上春晚？
郭德纲以及他所标榜的传统相声，无疑是2006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类似于丹、易中天走红的文化意义、龙能否代表中国形象等等，都是公众关心的文化课题，但是，学术界并没有把这些现象当作文化课题认真对待，学者们只是偶尔通过媒体发表些感想式的意见。
《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刊出了施爱东博士饶有趣味的长篇论文《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真”与“善”》，这在以学术为言说对象的大学“学报”中是独树一帜、极具开放意识的。现有的学科界限和学术范式决定了一个三流作家的作品评论可以登上权威的学术期刊，而当下的文化生态却进入不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因为我们无法将之归入任何一门“学科”。当代文化进程中学术研究的缺席，无疑放任了社会舆论的极端化倾向，从而放任了文化市场的混沌和无序。
施爱东的论文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作者预设的对话对象正是社会舆论的代言者——媒体和网民。2006年充斥各种媒体的报道都在声称郭德纲恢复了相声的传统、郭德纲的胜利是草根的胜利、郭德纲让相声回归了大众，甚至说，郭德纲的出现可以让相声晚死50年等等，作者就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作者试图从性质世界的“真”和意义世界的“善”两个维度出发，考察郭德纲及其标榜的“传统相声”是不是真的传统、有没有善的意义，进而考察郭德纲市场营销的宣传策略，以澄清社会舆论的混沌状态。
作者循着相声界族谱向上追溯，找到了相声传统的第一个源头朱绍文，借助有关朱绍文等早期相声艺人的种种文献与传说，重构了相声表演的早期形态。作者指出，解放前的相声艺人几乎清一色文盲，“为了迎合一般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相声艺人的穿戴言行往往以搞怪为胜，表演时常常骂大街、说下流段子、拿乱伦说事、嘲笑农民和外地人，甚至当众脱裤子，什么都有。”正因如此，妇女和儿童曾经被禁止听相声。解放后，侯宝林联合老舍等文化工作者，组织相声艺人学文化、改本子、进扫盲学习班，在相声表演中“把骂大街、贫嘴废话去掉，加上些新内容、新知识，既有教育意义，还有笑料”；同时借助政府力量，把改良后的相声送到各机关、团体，这才使相声得以涅槃新生。
传统是动态的不是僵化的，传统是在适应中生存的。相声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有过不同的传统，同一历史时期的相声也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相声艺人还有不同的风格。那么，郭德纲所谓的传统相声到底是以哪一时期、哪一种类、哪一风格作为标准呢？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说，“郭德纲所谓的传统相声本质上只是一种迎合流行话语的市场策略。”
台湾的相声发展史对我们极有借鉴意义。台湾相声由于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渐低迷。至1980年，台湾已经找不到职业的相声艺人了。有台湾学者分析认为，台湾相声没落是因为没有侯宝林这样的改良者和领头羊。1985年，改良者终于出现了，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赖声川博士创作导演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等系列“相声剧”借助于演出形式的戏剧化改装，获得极大的成功，使濒于灭绝的台湾相声起死回生，并借道北京进入了内地市场。在此必须注意，无论侯宝林还是赖声川，他们都是因改良传统而不是因固守传统而奠定其历史地位的。
我们虽然不能指认郭德纲直接借用了赖声川的创意，但郭德纲成名之后，一反传统监护人的面目，制作了大量相声剧形式的电视节目，而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追捧。不过，已经成名的郭德纲无需解释他的相声剧到底是传统的还是现学现卖的。传统只不过是郭德纲用来垂钓观众的一块鱼饵，已经上钩的鱼儿是不需要再喂鱼饵的。郭德纲已经悄悄地从传统相声中金蝉脱壳了，媒体和网民却依然沉浸于假想的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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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2007-04-02 10:0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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