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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故去的老妇”制造了最大的困惑
与山民生活史有密切关联的另一种时间维度，是运用生命周期以构筑本土文化中关于人的存在与生命经验本质的叙事。诺苏彝人有以取名、见天日、共食庆贺为内容的祈愿新生儿顺利成长的诞生仪式；有以换裙以示成年而具有社交资格为特点的成年仪式，有以背新娘、泼水、抹锅烟为特点的热闹的结婚仪式；还有以架柴火化为特点的隆重、庄严的丧葬仪式。诞生、成年、结婚、丧葬，每一种仪式在山民的人生里都有丰富的文化内含和重要的社会意义。在我们的布展中，郝瑞独出机抒地将人类学视域中的Life Cycle （生命圈）贯穿到了诺苏女性服饰的系列展示之中，其间也融合了民俗学中有关人生仪礼（Rites of Passage）的形象阐释：从缀满蕨草图纹、象征生命繁衍的各式童帽，到女子成年换裙前后迥异的百褶裙款式，从披满银饰的新娘婚服到古朴庄重的羊毛老年女装……我们力图通过诺苏女装随着女性年龄、成年、婚育、身份的嬗递，将诺苏关于Life cycle 的朴素观念，通过服饰的变化得以集中的体现。而之所以选择女装，主要受到征集到实物的确多为女装的制约，而这一制约多少也反映了诺苏传统服饰在汉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中，女装的变化比男装更为保守。
因此，Life cycle 这一版块，以其严肃重大的主旨，形象写实的阐释，从头至尾贯穿着发人深思、生动美丽的隐喻和象征，激发观众去理解诺苏的生死观。然而，在布展过程中，这一Life Cycle几近“中断”在突然而至的一场争论中。当时离开展已经没有几天了，Life Cycle 的布展也到了最后一幕：陈列寿服。为了通过服饰和照片的对应来展示诺苏传统的火葬仪礼，木嘎和马尔子在展厅摆放七层火椁（男性为九层，女性为七层），我则留在木嘎的电脑前忙着写仪式部分的展览标签。突然，马尔子惊惶失措地出现在门口，进屋就说：“曲布嫫，木嘎叫你立刻上楼去看一下。”我问他：“又怎么了？”他答道：“啊波，太恐怖了！那堆柴一摆出来，效果确实逼真，但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我看最好还是取消的好！”我心想，从田野征集一开始直到布展，马尔子一直都在嘀嘀咕咕，一会儿说这样会触犯诺苏的禁忌，一会儿又说那样又违背了彝人的“忌讳”，比如女人的衣物、鬼板等等，甚至还说他翻了毕摩的咒经还吐过血什么的。大凡是他害怕碰的物品都是我“奋不顾身”地去担当下来，尽管我也心有余悸。眼下见他脸都变白了，我只好赶紧跟着他上楼。
木嘎不知去向，大厅里只有馆长卡尔一人伫立在那确实有些让人触目惊心的“火椁”前若有所思，表情黯然。他一见我就忧心忡忡地说：“这样展出肯定会把观众吓着的，尤其是孩子们……是不是考虑取消这个场景？”我当即坚决表示不同意取消，分辩道：“如果取消，整个Life Cycle就不成立了，整个服饰系列就没有一条主线而变得支离破碎，而更为重要的是诺苏人的生死观无从体现。”随后，我向卡尔简短地解释了诺苏对死亡和火葬仪礼的一般看法：诺苏人在父母年老亡故后都要延请毕摩举行隆重的火葬仪礼，气氛庄严，但不乏热烈。除了死者儿女子孙戴有服丧标志之外，村里的年轻人都要盛装打扮起来去奔丧，姑娘们穿上新衣彩裙，戴上漂亮的首饰，还在头帕上系一黄色长绸打出结垂按身后；小伙子们也要穿上盛装，腰系黄绸，胸前佩挂上有英武之气的“图塔”英雄带。人们致哀完毕以后就开始唱传统丧歌，内容大多为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或为史诗《勒俄特伊》，或为训世诗《玛木特伊》，语言活泼风趣，多为恢谐夸张；或以深沉悲壮的曲调称颂老人的一生，实则为称颂一种普遍公认的社会道德标准。哀悼仪式结束后，寨子里还要举行盛大的集会，男青年披牦牛白尾毛，手持一柄宝剑，跳着古代武士的雄健舞步，为亡灵归祖开辟道路；与此同时还要举行选美、赛马、摔跤等传统活动，为葬礼增添隆重、热烈的气氛。这些都表明了彝人对待死亡的乐观态度，故火葬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我从小就参加火葬，从来也没觉得火葬是一件可怕的事……一古脑说完之后，我才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英语表述已在不知不觉中流利了许多。
也许是我的坚持言之有理，卡尔当即要我们在文字标签上作出相应的阐释，并想办法缩小火椁的体量，让它看上去不那么突兀而可怕……总之，要让观众理解并接受。虽然，木嘎见到我时也说如果马尔子坚决反对的话，他应该尊重他的意见并考虑取消。最后，我的“坚定不移”也让他们俩站在了我的一边，让颇受了好一阵压力的我才松了一口气。这个难题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撤走柴堆下的平台，将火椁从大厅的中央位置右移，在“死去”老妇的身体上覆盖以“青枝”：一个“火葬”的场景在若隐若现的视觉效果中淡化了“死亡”的意味，变得神秘、庄严、肃穆了。
这个“故去的老妇“确实给大家造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困惑，以致于众人在该不该“如此逼真地展示死亡”的关节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然而，我认为死亡观念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构成中的重要因素，而“观念”化的意识或是精神能不能恰当地给予展示，与展示中会不会让观众出现“死亡恐怖”的心理则是两回事。正如我们在展览标签上引用的诺苏谚语：“笋壳离开竹笋，枯叶离开树枝”那样自然，因而彝人视老年人的去世为“吉死”和“善终”，火葬也就像送走一个远方的贵客一样隆重，并不那么过分地悲痛。在彝族民间，死对于彝人同样也有着神秘、令人困惑和哀伤的一面，只不过彝人往往又从死亡的这一极望见了风景，从不幸的这一面看到了吉祥。彝人乐观对待死亡的表现，也是毕摩作为祭司在民间所倡导的人生态度，从而赋予死以一种独特的意义，即为了更好的生。人们真正感到痛苦的不是死也不是生，而是往往不能取得自主的自身；人们在世的时候往往担心的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更为关心的是死后有没有子嗣为自己举行火葬。因为死者的灵魂只能在火的超荐中才能回到祖地而得以永生。久而久之，这种向死而生、视死如归的精神就铸成了诺苏的一种民族性格和文化心态。
因而，我们陈设这样一个主题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要让观众了解诺苏的传统葬俗，更应该让作为“生者”的观众从诺苏怎样以一种宁静致远的平和心态面对死亡，生者怎样乐观地“送走死者”的具象中去体会一个生命有生有死的完整过程，并在生死两界更为深刻地理解诺苏关于魂归祖界、关于灵魂不朽的信仰，同时寻绎出人的存在价值，珍视生命的赐度，积极向上。我想，生死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关心的，也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生命过程，而不论其信仰什么，或是葬礼是怎样的形式。从观众后来的反映也可说明，坚持展示“火葬”这一场景是对的，观众从中确实能够体认到诺苏在死亡问题上的乐观心态及其折射出的整体心理结构，从而我们在布展这一环节上也就开掘出深藏在“一套寿衣”背后的文化潜流，也具有普遍认识意义的教育功能。不论是我在西雅图的一家教堂参加好友安贝尔（Amber）母亲的追悼仪式，还是在寓所中观看房东索芙（Solv）丈夫杰克（Jake）的葬礼，也体会到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的丧葬文化中对待生死问题也有其相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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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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