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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凑热闹的主体心理诉求
凑热闹隐含了作为行动主体的乡村已婚妇女的多元心理诉求，这些心理诉求深深根植于她们的生活。“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分工模式，传统社会的流动或以男性为主，或以家庭为单位。女性天然的责任是相夫教子、孝敬老人、操持家务等家内劳动，公共领域一般不向其开放。当下的乡村社会，这一分工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女性尤其是已婚妇女仍然主要劳作于家庭场域，她们非农转移的速度、比例与质量都远低于男性。为了排解长期困于家内所产生的精神苦闷与心理压抑，不同时代的妇女积极行动，试图扩展自由行动空间。
外出游玩是人类共同的欲求，男性、女性均如此。男性享有参加各类活动的自由，而女性则需要借口将同样的行动合理化。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各阶层妇女参与此类活动具有普遍性，她们以参加各类宗教性活动例如进香为借口外出看景致，调剂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同时满足她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在此意义上，Y村已婚妇女的“凑热闹”与明清时期的女性进香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因此，凑热闹对于Y村已婚妇女来说具有不同于男性的独特意义。这展现了她们对传统性别观念与家庭角色分工的思考，她们既在其中寻找行动空间，又表现出一定的疏离与叛逃。借由凑热闹，她们暂时逃离家务劳动，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阶段性挣脱家乡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排解了长期留守在家、困于家务劳动的苦闷。这些诉求并不是同等地表现在每一个妇女身上，基于性格、生活经历、家庭状况等因素，不同个体的诉求往往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依据她们自我的讲述，从她们的日常生活出发，综合判断每一个个体在“凑热闹”之中意欲达到怎样的目的。
（一）逃离家务劳动
如前所述，照顾家庭的责任主要由已婚妇女承担，男性家庭成员对家务劳动的参与度与认可度都很低，妇女们难以获得男性家庭成员的帮助。家务劳动具有重复、琐碎、耗时等特点，已婚妇女们日复一日地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她们犹如被这些家务“捆绑”于家中，难免生出不胜其烦的心理。不仅如此，家务劳动是无偿的，妇女们较难从中获得存在感与价值感。所以，她们渴望外出挣钱，以此来抵消家务劳动的无价值感。采棉花、采枸杞与采茶叶给予了她们暂时从家庭照顾者的角色中解脱出来的机会。
集体外出务工时，专人负责做饭，妇女只需洗刷自己的碗筷与衣服。大多数妇女都有解脱之感，并从中生出开心和愉悦的感受。这与集体化时期的劳作有相似之处，经历过农业合作化的妇女时常将这两个时期的劳作感受并置而论。有学者在涂尔干“集体欢腾”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心灵的集体化”，集体化不仅改变了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时期女性的日常生活，也重新塑造了她们的心灵，“解放”虽是一种幻象，但精神振奋和欢娱恰是来自于这种“解放”的幻象与感觉。逃离家务劳动不亚于暂时的“解放”，对于家庭照顾责任繁重或厌烦家务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蔡桂花的丈夫常年需人照顾，2012年，丈夫尚能短期自理，她去了新疆采棉花，她在棉花地里唱革命老歌与地方戏曲，每每说起这些经历，她都十分怀念：
出去干活能挣点钱，心情也好。没有那么多事儿了，你光管干活就行了，人家做好饭，你都不用操心，在家的话你得干这干那。
汤梦珍多次跟笔者念叨她还想去采棉花，她不喜欢在家每天围着锅台转的生活。汤梦珍的女儿告诉笔者每到采棉季节母亲就说要去采棉花，虽然从未成行，但持续数年的念叨还是传递出汤梦珍暂时逃离繁琐家务的渴望。她强调说：
我喜欢捡棉花，人多，热闹，一天时间过可快，在家一天锅前头转到锅后头。
孙桂云生于1954年，2021年她年届古稀，这是她第8年去新疆采棉花。4个子女的经济条件都不错，也都很孝顺。前几年家里土地拆迁，她与丈夫分得10万元，她将这笔钱贷给亲戚做生意，利息足够他与丈夫日常开销。访谈中，她不止一次说她其实不缺钱，在家的日子很好过。笔者变换不同的方式问她为什么要去新疆采棉花，她的回答都是每到采棉的季节她就想出去。当被追问为什么想出去时，她就开始讲述在家做家务的诸多细节。与儿子一家同住，三个女儿都居住在附近，每逢周末，女儿女婿带着孙辈聚到一起，她需要负责买菜、择菜、洗菜、做饭、刷碗等家务，所有人都吃完了，她还在忙碌不停。虽然她从未直接说出厌烦家务的话，但她的讲述清晰地展现了她暂时逃离家务的渴望。
乡村已婚妇女深受传统性别观念与家庭角色分工的影响，她们将女性照顾家庭视作理所当然，对此有厌烦情绪或做不好的妇女被公认为是不合格的。在此背景下，她们难以公开表达对家务的厌烦，也没有能力真正实施反抗，只能采用间接的方式短暂逃离。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外出务工既为乡村已婚妇女提供了逃离家务劳动的体验，也为她们提供了逃离的契机。
（二）出去看世界
在Y村已婚妇女看来，旅游不是农民有能力去做的事情。除去外出务工，她们基本在村落周边活动，少有机会外出游玩，50岁以上的妇女更是如此。2000年前后，首次去新疆采棉花是闫美琴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山，兴奋、新奇的程度不亚于“出去看世界”：
主要是想出去游游，没见过山，也没见过火车，啥东西都没有见过，新鲜的很，也别讲挣多少钱。想去看看，看了（外面的世界），这一辈子好像跟干啥都不遗憾了一样。咱这是平原，又不上哪去，县城没啥事都不去，也不打工。咱也想看看外边的世界是啥样子啊，多少挣点钱。本身都不是多富裕，又不能旅游。
闫美琴不识字，除去采棉花，她没有别的外出务工经历，也极少有机会外出。“出去游游”这一诉求以及看到不同风景的兴奋感在她的讲述中处于核心位置。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山的时候，她一天多没有睡觉，一直兴奋地扒着窗户看山，讲述这段经历时她的声音透露出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她最后一年采棉花去了南疆，其时，她的大孙女刚会走路、小孙子尚不会走路。她思量着后续外出的机会不多了，便与儿媳妇商量说还想再出去看看。去完这次她觉得南疆、北疆都去过，和旅游一样，以后再不出去也可以接受了。之后，她就常年在家带孙子和孙女，再没说过外出。
对于闫美琴这样外出打工经历较少的妇女来说，集体外出务工打破了她们留守的状态，提供给了她们外出看异乡风景的契机。新疆的雪山、胡杨林、一望无际的棉田，采茶地的青山绿水，枸杞地红成一片的枸杞树，途中经过的高山、丘陵、湖水、沙漠等都是豫东地区所没有的景观。当妇女们讲述那些与家乡迥异的风景、好玩的经历与热闹的场景时，从未去过的妇女自然而然会生发出“想要去看看”的欲望。
期待去陌生的地方走走看看是人类共通的心理。但出去看世界的期待并不是同等程度地存在于所有Y村已婚妇女身上，因年龄段的不同与外出经验的多寡而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年龄较长的妇女期待外出的愿望更热切，而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轻妇女拥有较为丰富的外出务工经历，她们见识过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因此，后者较少表现出对远方的向往。
（三）挣脱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
采棉花、采枸杞与采茶叶都是季节性的工作，短则10—20天、长则45—90天，干活期间，少则几人、多则上百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生活既不同于在家乡村落，也不同于常年在外打工，更类似于过渡仪式中“临界”或“阈限”的状态。“阈限”是人类学者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研究通过仪礼中的仪式转换所用的术语，意指脱离了原有生活、尚未进入新的日常的特殊阶段，这一阶段具有模糊性、暂时性等特点。在“阈限”之中，民众的行为与生活状态不同于“阈限”前后，“阈限”的实体没有地位、没有标识、没有用于体现级别或身份的世俗衣物，彼此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和平等关系。
在人生仪礼等重要的过渡礼仪当中，地域分隔、住所改变等形式的地域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一个到另一个社会地位之过渡对等于地域过渡。在采棉花、采枸杞与采茶叶中，妇女们离开家乡村落，进入新的地方，相当于成功实现了过渡仪式中的地域位移，进入到一种“阈限”状态。在“阈限”状态下，家乡村落一系列传统文化、习俗观念、行为规范的约束力暂时被消解或缓和，原有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也得到弱化。此时，已婚妇女们相互之间可以不再以家乡村落内的辈分相称；她们也可以一改原有的沉默与谨慎，变得热衷于说笑，嬉笑怒骂似乎都可以更为肆意。
回到家乡，“阈限”状态结束，妇女们的生活重新回归正常，集体外出务工所带来的疲惫、倦怠等感受逐渐消退，热闹的体验却一再美化，成为已婚妇女们心心念念的劳作场景。在家乡村落这一场域中，热闹需要遵守特定的习俗规范，晚辈可以主动和长辈开玩笑，长辈却不可以主动与晚辈说笑；说笑时要谨慎，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争吵和矛盾。因此，集体外出务工时的热闹状态不可同等复制到村落语境，即使是同一群人，她们在村落内部的社会交往状态依然与集体外出务工时不同。只有再次进入集体外出务工时的“阈限”状态，她们才可以重温那种独特的热闹。正是因此，Y村已婚妇女一再通过集体外出务工这种凑热闹的形式来获得不同于家乡村落中的生活体验。
蒋英与张巧梅都是Y村人，她俩一起外出务工过几次，性格相投。干活期间，她们很少以辈分相称，而是直呼其名，临下班前，她俩总是高喊对方的名字相约下班吃饭。看上去，蒋英性格更为外向，她每天与张巧梅嬉笑打闹，在张巧梅丈夫打电话时插科打诨。可是回到Y村，当笔者去蒋英家里回访时，她明显沉默了很多，变得寡言少语。后来，笔者回访张巧梅时，她告诉笔者蒋英让她回到村里少说笑话。
我那一回说了一个男女偷情的笑话，蒋英就一直踢我。第二天她跟我说咱一屋那个谁跟人家男的关系不清白，她说你说这笑话她再以为你说她的，她找人打你。给外面干活的时候说点笑话没事儿，反正一块干活高兴，想说啥说啥。回来就不一样了，说的好不好的，容易有矛盾。
蒋英“回村后少说笑话”这一建议，以及张巧梅“回来就不一样了”的认知都说明了，外出务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特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下，她们可以不受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挣脱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还具有实际的功能，它给了已婚妇女们灵活行动的空间，采棉花、采枸杞、采茶叶时，住宿、洗澡、如厕都不如在家乡村落方便。远离村落，她们可以不去理会家乡村落习俗规范与传统性别观念的约束，视身体的需求而便宜行事。在外务工期间，她们将尴尬的洗澡、如厕等一系列与在家乡村落不同的生活经历转化成笑话或段子，以戏谑来消解其本来的尴尬与不合传统。
这也说明，凑热闹并不是妇女们一时兴起的不理性行为，其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妇女们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凑热闹过程中，已婚妇女不再是个体的行动者，她们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个体属于她所“凑”的群体的一员，群体一旦生成，便具有了个体难以具备的力量。行动逻辑具体体现在她们凑成一个群体的过程、作为一个群体她们如何行动、她们如何处理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以及集体外出务工实践如何反过来影响她们回到家庭和村落之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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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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