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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在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更加自觉地发挥文艺“号角”作用，指明了方向。这一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在全面深刻总结我国文化和文艺领域的成绩、经验的基础上，对文化与文艺的本质、功能和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明确了文化文艺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突出强调了文化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文化自觉与历史主动，对于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中有关“讲好中国故事”的全新论述，尤其体现出了在人类文明交流领域的方法论价值。
“讲好中国故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重要理念，也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一理念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成为有关区域或国家之间社会文化各领域的交流行动及交流方式的常见表述。讲话立足于国际主义视野下的“天下”情怀，在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对于增强民族自信、传播中国声音与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又深刻阐释了其中蕴含的全人类意识与世界关怀，揭示了其在国际文明交流方面更加丰富多样的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拓展文艺工作者的视野与胸怀，激励大家既要心系祖国、心系民族，又要心系世界、心系人类，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意识，而且，结合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视角来看，它也必然会为面临种种挑战的国际社会提供崭新的交流模式。
按照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讲故事属于综合的人类文化交流活动，它至少包含五个方面的要素：谁来讲，讲什么，对谁讲，为何讲，如何讲。对于文化文艺工作者而言，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解决好这五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谁来讲的问题，其实是关涉话语主权的问题，更是与文化自信密切相关的问题：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必然有利于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世界文化交流过程中，占据话语主权的一方，特别是文化和文艺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并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方法，大都来自西方学术界，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听众的位置。用已故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的说法，我们许多学科长期处在对西方理论“描红格子”的状态，较少自己的理论创新。这使得中国的各种文化内容与相关成就，唯有借助西方代言者、或至少是要通过西方话语形式来表达，才能在世界文化和学术之林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和认可。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存在，究其原因，同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欠缺或不足有很大关系，它也在我国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反思。近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上升，随着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讲好中国故事”理念的适时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各界日益增强的共同愿望和目标，为在世界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背景下，突破以往国际学术领域或隐或现的话语霸权、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平等交流的格局，发挥了突出的引导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立足于“讲故事”交流机制的交流形式，不是为了简单地取代过去话语霸权格局中的话语主导权，而是要打破以往西方主导的交流框架中“教师爷”式指手画脚的对话模式，在张扬以往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或群体主体性的同时，推进构建一种新型的人类交流机制。这当中所包含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其次，讲什么。发现有价值的内容并拿来讲述，是讲好故事的前提。那么，什么是有价值的“故事”？讲话明确指出：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种“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构成了故事讲述的主要内容。具体而言，这种形象，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屈奋斗的百年历程。这些内容以及围绕这些内容形成的学术成果，特别是经得起检验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构成了文化文艺工作者讲好中国故事时需要关注的基本素材和经验。
但与此同时，这一类的素材，还必须由讲述者根据听众的兴趣和诉求加以自觉的筛选和加工，才能最终成为好的“故事”，才能具有吸引人、打动人的力量。而加工筛选的标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扎根时代沃土，以守正创新的精神，努力发现和展示人民鲜活生动的创造力与奋斗精神，为人民放歌，为时代铸魂。二是要时刻保持一种世界的眼光，一种“天下”胸怀，自觉参照国际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审美观，来选择并讲述我们的故事。后一方面的要求，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讲话指出，中国人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这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故事的讲述，只有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和风云激荡的世界格局为基本参照来展开，具有广阔的历史比较与国际比较视野，并包含厚重深远的普遍价值，才能够具有吸引国际听众的魅力。这种基于大历史观和自觉比较的总结，对于文化文艺事业而言，尤其体现出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中国故事要对谁讲？自然是要对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讲，而其他国家那些“文化的他者”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故事讲述的听众，又同讲述者宽容广博的胸怀分不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具有“英特纳雄耐尔”的博大精神。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继承，又包含了更加开阔、更加丰富的拓展，其背后所体现的，则是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具体来说，它实际上是要借助广泛的文化比较视角，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自我、认识他者，又在与他者的交流互动中进一步调整自我、提升自我，通过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来成就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近年来我国在国际交流活动中日益活跃。一方面，我们积极参与和推进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各项既有的国际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又努力为改善国际形势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倡导发起了“一带一路”建设等新的国际事业。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行动与坚定文化自信的目标相得益彰，均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第四，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如前文所述，在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当然是其中的重要目的，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对于当前的世界来说，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早已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传播行动，更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倡议。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为国际社会在面临种种新的挑战之际寻找新的解决方案，通过促进人类文明互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民间文学学科有关讲故事活动研究的理论认为，讲故事是讲述者和听众积极互动的交流活动，在交流过程中，讲者和听者一方面存在着话语主导者和被动者的区别，另一方面，讲述者同时又是聆听者，必须时刻关注听众的反馈并根据其在交流现场的即时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讲述策略和讲述方法，以保证交流的顺利进行。同时，听众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例如表情、肢体语言或直接的言语表达等，来参与和影响交流的进程，甚至可以通过拒绝聆听来中止交流。这就是说，讲故事不是一言堂，而是大合唱。参与讲故事活动的各方在交流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对于交流进程中占有相对主导地位的讲述者来说，尤其要注意接受听众的建议和意见。这一点，或许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要借用“讲好中国故事”的形象表达来概括我国国际交流思路与具体策略的深意——即打破由强权国家所确立的话语霸权，构建众声共鸣、平等交流的国际新秩序。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文化文艺领域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努力发掘的理论与方法生长点。对于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来说，如何帮助占据话语相对主导权的故事讲述者，更加自觉地调整讲述策略，以兼容并蓄、平等对话的态度和富于感染力的讲述方式，推进交流，并以此为基础来促进人类文明互鉴，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理论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贡献具体方案的地方。
总之，讲故事形式的交流，是一个在积极的平等交流立场下，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沟通、相互承认、相互借鉴的过程。讲话所彰显的在坚定文化自信立场上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不仅有益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促进文化与文艺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所蕴含的理念，对帮助国际社会摆脱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种种交流困境，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军事等客观力量上的不平等而导致的交流对话关系中的权利失衡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交流机制与解决思路，具有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21-12-22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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