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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熟宝卷创编的历史进程
本文所谓的创编，包括新创和改编两类行为，除非特别说明，通常则合而观之。
常熟目前搜集到的所有卷本，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版本，这与前文所述常熟宣卷的兴盛期完全一致。另外还有一大宗就是晚清民国年间，数量也达到70种左右，说明常熟宣卷在此阶段也颇为繁荣，只是口述史无法溯及而已。而在这两个时段之间的版本极少，显然跟1949年前后的历史进程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30年左右的特殊政策密切相关。这跟苏州地区宣卷活动的一般节律相同，但具体分析，却又有很多地方特殊现象。
现存清代到民国年间的卷本，一般被称作“老本子”，通过全面普查搜集，我们共发现69本。从卷本年代来说，明确可知为清代版本的有17本，其中除了嘉庆、道光年间各一本外，其余15本均为晚清光绪、宣统年间的卷本；明确可知为民国年间的有28本，分布时段较为均衡；另有24本无明确时间信息，但从其内文及收藏情况来看，必在晚清民国时段之内。
分析这些现存的“老本子”，我们发现它们大多是各地广泛流行的卷本，除了某些抄本带有一些常熟方言意味之外，很少能看出明确的常熟本地色彩。有些“老本子”，到底是不是宝卷，尚在疑似之间。比如常熟现存最早的抄本《虎堆岭》及其合订的《释迦佛下凡抄化》（嘉庆己卯年即1819年），均为简单的劝善故事，全文没有出现过一处作为文体名的“宝卷”或“卷”。事实上，此类劝善小册子及其合订现象，当时可能颇为流行，最典型的莫若《中国常熟宝卷》中的抄本《公案宝卷集》，它是13个因果报应小故事的合订本，除了第一个故事在结尾处出现“猫儿卷”字样之外，其余各处都没出现过“宝卷”或“卷”，从其自带的题名来看，作为类似“宝卷”的文体名词后缀有：“因果”（4次＋2次）、“讲义”（1次）、“公案”（3次），其余３篇没有名词后缀。可见当时更多是以《戆大因果》《婆媳公案》这样的名目流通，并不一定是宝卷的专属文本，或许将之定名为《因果十三篇》更适当。当然，它们的基本形式都是韵散相间的，这一点与宝卷相似，而且其中很多单篇，确有同题材的宝卷，比如《知府公案》即为《王花宝卷》的简化本，而据《中国宝卷总目》记载，《王花宝卷》最早版本为光绪丙午（1906），所以《中国常熟宝卷》将这13篇合订本标目为《公案宝卷集》，也未尝不可，只是这里的“公案”并非《包公案》《施公案》那样的官司故事。
再从分类上说，《中国常熟宝卷》分为素卷、荤卷、冥卷、闲卷和科仪卷五类，前两类最重要，又被合称为“愿卷”或“神卷”，是讲述神灵身世和灵验故事的。素卷一般是佛道两教的著名神灵如佛祖、观音、玉皇、祖师等；荤卷则以地方神灵为主，尤以刘、李、周、金（中山永定公刘锜、李王、周孝子、金总管）“四殿侯王”为代表，最能体现常熟民间信仰和宝卷的特色；冥卷用于丧事；闲卷则是从弹词、戏曲等改编而来的通俗故事，在宣卷仪式中只起到娱乐作用，不具有神圣性。我们团队在全部搜集常熟已发现卷本（有全部的原卷扫描件）的基础上，编订了十多万字的《常熟宝卷总目提要》，到目前为止，共得素卷83种、荤卷84种､冥卷33种､闲卷79种,科仪卷若干,可见其一般格局。
但现存69种“老本子”中，占半壁江山的是闲卷（35本），其次素卷也占四成（27本）。荤卷（3本）和冥卷（4本）加起来才一成，这与上列常熟宝卷各类别的一般格局大相径庭。最大落差是荤卷，一般格局中它应该与素卷、闲卷的种数差不多，但现存“老本子”中一共只有2种共3本，即《五圣家堂宝卷》（2本）和《猛将宝卷》，它们最晚在清代中期已经广泛流传于整个江南地区，并非常熟特产。相反，被公认为最具常熟特色的那些神灵，即便是刘李周金“四殿侯王”，也没发现任何一个“老本子”。余鼎君访问过许多较为年老的宣卷先生，他们都说在开始学艺的时候，以“四殿侯王”为代表的诸多地方神灵卷本已经存在，故余鼎君认为（我们一开始也如此认为）这些卷本应该是历史悠久的“老宝卷”。注意，这里的“老宝卷”与“老本子”不是同一概念。前者指该宝卷文本被认为最晚也创编于1949年前，后者是目前实际存在的1949年前的版本。“老本子”一定是“老宝卷”，但“老宝卷”未必存在“老本子”，因而它们是否真的是“老宝卷”，尚需斟酌。比如以“四殿侯王”为代表的地方神灵卷，至今未见一本“老本子”，这恐怕不能以散佚的偶然性因素来解释，因而不能支持它们必定是“老宝卷”。余鼎君所举最有力的证据，也只是说在练塘季巷有人记得最晚在1958年抄过一本《周神宝卷》（即周孝子的故事），其母本应该更早。由此结合文本推测，《周神宝卷》大约在1949年前后产生。更何况，刘李周金的卷本在《中国宝卷总目》中一本都没出现，目前各种大型宝卷集中也从未看到过关于它们的1949年前版本，即便邻近地区的宝卷提要或汇编，比如《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等也无一涉及，说明这些地方神灵类荤卷文本很可能在1949年前还没产生，至少没有广泛流通吧。至于常熟老辈宣卷先生的那些回忆，一来这些先生的学艺时间很少是在1949年前的；二来也可能年事已高，记忆模糊。笔者由此推断，以刘李周金“四殿侯王”为代表的常熟本地创编的地方神灵宝卷，最早恐怕也只能笼统地说是创编于“1949年前后”，才较为合适。
为了较为全面地呈现当代常熟地区宝卷创编的情况，笔者请余鼎君先生在他以前诸多零散叙述的基础上，专门编制一张表格，把确信为常熟本地土产的卷种尽可能罗列出相关信息。余先生为此专门采访了不少老辈先生，让一些长期的疑问得到了大致的落实，很快编出了一份颇为详尽的表格。经过多次往复交换意见而成文末的“附录：常熟宝卷创编一览表（余鼎君除外）”。
由此表可见，单从数量来说，常熟土产的宝卷就有约66种（这还是余鼎君个人所及，事实数字还要增加）。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创编于“1949年前后”作者“无考”的卷本，余鼎君主要根据这些宝卷讲的是常熟地方的故事，常熟以外的地方不用，且卷中多有常熟方言，故认定是常熟人的创编。笔者以为这样的取舍标准偏于严格，那些主神并非出于常熟（比如总管、李王之类）的宝卷，一律没有被余鼎君计算在内。其实从情理上推断，这些外来神灵在外地的卷本并不多，常熟对他们的崇祀程度很高，每位都有不止一种宝卷流传，其中应该也有不少是常熟人自己的创编，只是难以证明罢了，其数量最保守估计也不会少于10种。再加上作为新编宝卷的代表人物余鼎君的个人新创（因笔者将另文专论，故本次未予收载），其数量也有20种左右。如此统计，则常熟光是自创宝卷就有约100种，早已超过了存世的“老本子”总数。
再看创编的时间，改革开放前包括1949年前后的创编本在内，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三左右的卷本创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而且愈演愈烈，至今未歇。桑雪元就说在他刚开始学艺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很简单，“我们就是一个《玉皇》《香山》，一个《祖师》，一个《上寿》，一个《太姥》，一个《城隍》，念完就结束了，而且是一台搞的。”但后来就越来越纷繁复杂了。余鼎君也有类似的介绍并加以分析：
随着讲经宣卷范围的扩大，宣讲的宝卷也逐渐多起来。我父辈的时候，开设香山斋坛，只讲这样几本：《玉皇》《祖师》《香山》《延寿》《太姆》《家堂》《灶界》，其中玉皇祖师要“师娘”特判才讲。而现在，起码要十六七本，有时要二十多本。这些多出来的宝卷，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一些庙神的宝卷，如《猛将》《周神》《总官》等，原来只在庙堂里讲，在人家里是不讲的。而现在，每一地方，奉祀什么神，就要讲什么卷，有时，相临地方的，也要讲。……另一种是撰写。有两种情况：１．有些神，本来没有宝卷，如千圣小王，贤良，二郎，等等，讲经先生自己撰写出来……另一种情况，宣卷的事因增多了，好多事情没有卷，于是讲经先生按需要撰书。比如小孩上学，学子高考，便有人撰出《状元宝卷》……
这就难怪常熟的宝卷种类和版本会在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急剧增多，而且，从种类上看，增多的主要是社神（即一个社区的全能保护神）和职能神卷本，即上列的“两种情况”，它们主要集中于荤卷，也有少量归入素卷或冥卷，因为这些都在信仰层面上与常熟民众的日常生活直接关联，有不断增进的需求。于是，我们看到在常熟，不光那些地方性大小神灵都有专属卷本，连庙里的陪神，比如大义东面李王庙（非所有李王庙）里的“三朝奉”、沙家浜镇上的周神堂（非所有周神庙）里的“申祖”，也都有自己的卷本；甚至连民间庙宇里常见的小差役“太保”，也由老辈讲经先生王永林编了一个卷本。至于大量的师娘卷，由于跟师娘的附身靠背以及她们视香口判的“事体”直接相关，也经常需要编订专门的卷本，在这些师娘的生意中宣颂。
我们在常熟民间搜集到一本《灵官宝卷》，生动地记录了其颇费周章的创编过程。
关于王灵官的卷本，除了余鼎君先生的个人编创之外，我们在常熟至少搜集到三个版本，一种是《中国常熟宝卷》之“素卷”中收录的《王灵官宝卷》，讲的是比较体面的“三眼王灵官”身世，一般可用于在道教庙观中宣讲。但民间还有多种属于“师娘卷”的《灵官宝卷》，《中国常熟宝卷》未予收录，其实颇富意蕴。笔者从余鼎君那里看到两本，其一，内文末署“太岁庚辰年八月廿一日良乱笔书妙”，当为2000年抄本，说常熟西门城外落乡凌福向观音求子得灵官，灵官十岁时为救娘病而割腹取心，死后被玉皇封为“半山灵官”，显灵征战得胜云云。其二，内文末署“弘宣坛弟子石云九月份乱笔自书”“‘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即岁次乙酉年九月日具抄用”，显然是石云在2006年创编抄录的，它比前本多了七世投胎于七省的故事，首（割腹取心）尾（打仗）两世即为上述故事，中间五世没有什么情节，其文字与前本多有相同，两者孰先孰后暂时无法断定，但后者末尾有一段饶有兴味的说明：
众到常熟兴福寺，兴福寺里们（面），说道：“老师太，阿有《灵官宝卷》？或者抄一问（份），或者印一问（份）。”太师爷说道：“我众断断不看。《全集香山》到（倒）有。腊里（哪里）《灵官卷》，没有！”难末（那么）没有《灵官宝卷》文。
回到常州天宁寺，天宁寺里余问，弟子说道：“阿有《灵官宝卷》？或者抄一问（份），或者印一问（份）。”老师太说道：“我去（处？）断断不到。”夜（也）没有《灵官宝卷》文。
弟子开动恼茎（脑筋）想，
想出《灵官宝卷》文。
修得功成已圆满，
斋僧布施保平安。
……
为了得到针对性的《灵官宝卷》，作者到常熟兴福寺、常州天宁寺去询问无着，最后只好自己创编，尽管此创编者的文化水平实在不高（这也代表了常熟宝卷创编的真实基准），却更可见出民间对此宝卷的强烈需求以及作者的执着精神。
以上说的还只是“新创”，何况还有更频繁的改编现象呢？光余鼎君一人改编过的文本，大约就有80余种。根据我们的了解，常熟宣卷先生对自己经手的本子大多“动过手脚”，以便更加适应自己的宣颂习惯，只是各自所动手脚的大小不等罢了。像高岳兴等几位特别有改动热情的先生，笔者甚至一拿到其卷本（无论是谁收藏）就能感觉扑面而来的个人风格。桑雪元心直口快地说：“随便你老先生也好、小先生也好，拿出来的《香山》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以外，每个人的卷本都不一样的。”笔者这里再列举两个很好的案例：
《中国常熟宝卷》中收录一本《当世宝卷》，其结卷诗中说道：“此本名叫当世卷，光绪年间到今朝。要闻此卷啥人编，言课堂里丁淦文。”卷文中又有“恰巧光绪三十四年文宣统皇帝登基”之语，可见这一种宝卷应该是民国年间“言课堂里”人丁淦文的个人创编，此“言课堂”究竟是地名还是宣卷先生的堂名，无法考证，从其卷内方言来看，应该是常熟地区之人。但现存的底本内文没有任何时间信息，只有封面上题写“癸酉年桃花玉成”字样，从其内文字迹是硬笔所书且主要是简体字来看，显然不是民国时期的抄本，故此“癸酉年”当指1993年。该卷主要讲述太仓县富户张兴夫妇之子张文兆如何吃喝嫖赌的败家精故事，其中描写苏州、上海的游乐生活及其用语，带有明显的晚清民国风气，如：
且说文兆到了上海，经过青莲阁，走进长三堂子，乱吹牛皮，老鸡听见心里欢喜，来拍马屁，连忙喊了五六个婊子来陪伊吃花酒，唱小调，住浪一月不想朝外跑，吃是吃，用是用，铜钱用光便了。
但卷本中又夹杂着一些当代语言，比如：
一般青年人说张文兆作孽好家当，现在吊死水车棚里。内中有一个老人家说：“你们一般青年人年纪轻轻，也不晓得张文兆详细，张文兆爷就叫张兴，此人是个黑心人，作恶多端，心肠狠毒，剥削穷人，罚他没有子息，该个张文兆不是自己亲身养的，是养育堂里领来的，此就叫恶人恶报便了。”
从中可见上个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语言风格的自然融汇。
再比如非常熟土产的《回郎宝卷》，其中有杀子救母的情节，据《中国宝卷总目》可知，它至少在光绪年间已有很多抄本和木刻、石印等多种印刷品流行于世。而《中国常熟宝卷》选录的王杏南“癸酉年”（1993）抄本，故事仍旧，但文本语言已经变得很当代了，如其结卷偈中说：“近代世人讲文明，也要叫你敬老人。敬老爱幼此卷有，听了也要学古人。”更重要的是，在卷末抄录者还加了一段自己的批注：
注：现代特别重视人权，杀子是侵犯人权之大者，触犯刑法，就有重罪，不是孝可抵也。
显然，具有现代法律观念的抄录者，已经不能接受宣卷中常见的不近人情的愚孝，带有浓厚且自觉的批判意识。这样的附加信息十分珍贵，但《中国常熟宝卷》直接删掉了，大概认为非宝卷正文没有价值。该宝卷集中类似的做法还很多，颇为可惜。
三、总结
常熟的宣卷活动，至少在明代后期就已经蔚然成风，其间历程以及所宣诵之宝卷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很难历历呈现，却在持续发展中。由现存70种左右的“老本子”可见，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常熟宣卷活动进入了一个繁荣期，这与整个江南宣卷的历程吻合，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卷本，大多与别处的相仿，最多只是增加一些常熟方言色彩而已，似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创编传统。从抗战开始至于1949年后30年左右的时段，由于社会、政治形势的强烈压制，常熟宣卷处于蛰伏期，尽管表面上趋于低潮，但从来没有消失，反而有了一些新动向，最引人瞩目的便是以“四殿侯王”为代表的地方神灵卷本被较多编创出来并有一定程度的流传。改革开放之后，常熟宣卷将积压多年的能量加倍释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宣卷活动更加深入到地方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在事由、频率还是规模上都远超1949年前，民众对宣卷的信仰更加广泛，需求日益增多，从而带动宝卷编创的极大热情，出现了一大批新编卷本。虽然整个江南宝卷都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有的一蹶不振，有的不冷不热，也有的重新焕发活力，像常熟这样掀起更大高潮的颇为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再创高峰的现象之中，也蕴藏着变异和转型，最突出的是，新创宝卷集中于本地社神、具有直接功用的职能神以及师娘意志，即主要是荤卷，附加一部分功能性素卷，它们都以直接服务于生活诉求为旨归，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这正体现出宣卷活动与民众生活更加密切的连接。而先前大量流行的（占“老本子”半数）、在仪式之外发挥娱乐功效的“闲卷”，新创本几近于零，即便今日朝山进香活动（此乃过去闲卷主要发挥功用的场合）愈演愈烈，也因为交通设施的改变和娱乐形式的多样，而不再仰仗于它了。可见，现时段的常熟宣卷以信仰仪式为主，娱乐功能急剧消泯。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断创编新卷本以服务于现实需求，至少是近百年来常熟宣卷的一大特色，它已经成为常熟宣卷的根基传统，至今还处于攀升的活性状态，故相比于江南其他地区，常熟宝卷显得非常别致，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卷种，总体蕴藏量也很高。这从三个方面提醒我们：其一，不能因为当地神灵有悠长的历史，就以为关于它们的宝卷一定古老，像从元明之际就兴起的四殿侯王，其卷本的创编历史却不会超过百年，许多卷本比如关于张巡、许远的《上相宝卷》（东平王）和《孚应王宝卷》，其实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编。其二，不能因为宣卷先生通常都说自己的卷本渊源有自，就相信其底本一定来历久远且一直固守传统，那只是宣卷先生的一种职业夸饰。深入调查就会发现，常熟宝卷的创编能力极强，本地土产的宝卷文本具有很高的可塑性。有些学者总拿古籍文献的标准来要求地方宝卷不得自由改动，实为对其文本属性缺乏“了解之同情”。其三，由于常熟宝卷至今仍保持最传统的木鱼宣卷形式，不像周边一些地区在表演方式上有明显的改观，比如同里的丝弦宣卷等，故许多人印象中常熟宣卷比较保守，但常熟保守的只是表演形式，而在卷本的新创和改编方面，相较于任何一个周边县市，恐怕都是最有活力的。
最后，本文对常熟宝卷创编历程的勾勒，充分证明江南宝卷的发展历史既有一致性，又有各自的地方特性，在强调文化一体性的同时，必须更加聚焦于宝卷实际运作的地方有机体，从而在知识生产的视野下，更深入地理解宝卷创编和宣卷活动的地方性特征。
（附录、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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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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