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通过对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中的一百多个故事进行形态学研究，发现神奇故事的功能数量是有限的，包括外出、禁止、破禁、加害、交锋、战胜、难题、解答等31项功能。其中给主角出难题和解答难题是幻想故事的核心功能对，“是故事最心爱的组成部分之一”。施爱东认为出难题就是设置障碍，“障碍，成为打破主人公现有状态，诱发或促成情节发生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可见作为功能的难题是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应的母题多与故事的主角相关，庞杂多变，比如要求男子完成的难题：求婚遇到的难题、寻找亲人遇到的难题、学艺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权势阶层试图夺妻而出的难题、天神或妖魔出的难题，等等；要求女子完成的难题：后母或婆婆出的难题、权势阶层给女子或女子亲人出的难题、公公为挑选当家人出的难题，等等。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总结求婚遇到的难题有：吃喝的考验；火的考验；解谜语及其他难题；辨认出国王之女的标志；选择的难题；捉迷藏；力气、灵巧、勇气的考验；耐力的考验；送交东西和制造东西的难题，等等。笔者搜集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天鹅处女型故事48篇，其中36篇有难题考验母题。最常见的难题考验是烧山，出现26次，然后是砍树和借锣鼓各出现15次，捉迷藏出现12次，捡回播下的种子出现11次，打猎出现8次，比赛敲锣出现8次，野外露宿出现5次，天神想在酒宴时毒死男子出现4次。我们发现这些难题大多和森林生境、劳动生产、日常生活和游艺活动有关，只是在艺术想象中融入魔法、宝物等元素。由此来看，难题求婚型故事中的此类母题是功能“难题”在故事文本中的外在表现，随着时代、国家、族群、地域和讲述人的变化而呈现多姿多彩的样态。但普罗普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通过对俄罗斯神奇故事中的神秘的树林、渡越、蛇妖、难题、主人公登基等母题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成年礼系列是故事的远古基础，所有这些母题一起构成了无数千姿百态的故事。”对于普罗普在完成形态结构研究后追溯神奇故事起源得出的这一结论，我们不由反思此前讨论的结果：难题求婚型故事是否与成年礼相关呢？如果两者关联不大，为何普罗普会得出这一结论呢？难题求婚型故事中的难题究竟有何含义？

　　首先，普罗普在追溯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时的理论支柱是以“遗留物”和“神话仪式”理论为主导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其理论根基不稳。他认为：“故事保留着相当多的仪式与习俗的痕迹：许多母题只有通过与仪式的对比才能得出其起源学的解释。”就故事如何保留仪式与习俗的痕迹而言，他总结出“直接对应、重解和反用”三种类型。然而，传统的成年礼在民间故事中的遗存情况并不属于这三种类型，而是对零散材料经系统分析后拼接而成的图画：“下列母题起源于整套的授礼活动：孩子们被送到或被驱逐到森林里，或被林妖劫走、小木屋、预售、主人公遭老妖婆殴打、断指、向他人展示死亡的假象、老妖婆的炉灶、碎尸与再生、吞下与吐出、获得宝物或神奇的相助者、改头换面、树林里的师傅与绝技。”因为随着狩猎社会的消失，传统成年仪式也消亡了，民间故事中又没有直接对应的材料。所以论证需要缜密的思考，但难度很大。因而普罗普要把故事中出现的“火的考验、力气、灵巧、勇气的考验；耐力的考验”等具有考验性质的难题与成年礼勾连起来，有束手无策之感。他说：“要分析与难题相关的整个一组母题显得颇为困难。说故事在此保留了试验继承者巫术力量的习俗，这无法予以确证。不过从一些间接的证据来看这也不无可能。”这种没有说服力的论证源于普罗普论证的理论根基存在问题。“遗留物”和“神话仪式”理论虽在普罗普生活的年代备受追捧，但内在学理的缺陷后来遭受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等人的批评。普罗普认为仪式、神话、原始思维及某些社会制度都是前故事，被用来解释故事。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下展开论证自然出现不少牵强结论：主角外出寻找妻子是族外婚的体现、老妖婆形象源于母系图腾祖先、与蛇妖作战的母题源于授礼时的吞食仪式。故事中许多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情节也被视为与成年礼系列相关，比如把男主角吃东西的考验视为“与成婚以及与去另一个世界相关的仪式性进食形式的反映”，“竞技活动、跑等等与将死者载渡到另一个世界有关”。俄国民间文艺家日尔蒙斯基指出：“普罗普因过于忠爱自己的思想，因而夸大了成年礼仪式的意义，有些例子显得牵强，如将屠龙、主人公被装入木桶放进水里等母题均与成年礼仪式联系起来等，令人难以信服。”应该说自认为经验主义者的普罗普在探寻神奇故事的起源时有理论先行趋向。另外，普罗普在论证时也出现循环论证问题，一方面认为民间故事保存了上古社会的痕迹，通过与早期的社会法规和仪式的比较来揭示故事母题的来源；另一方面又认为有时候“尽管故事起源于仪式，可仪式却十分模糊，倒是故事将往昔保存得如此真实完好，以至仪式或其他现象只有通过故事才能得到其真正的阐释”。

　　其次，普罗普忽视了神奇故事的体裁特性。普罗普认为了解了神奇故事的形态结构就可以开展故事起源研究。民间故事的本体属性包括形态结构和文体特征，两者融为一体，缺一不可。普罗普忽略了民间故事是关于个体的叙事，具有娱乐而非神圣的基本属性。尽管民间故事中有不少母题源于神话或古老仪式，但“童话的秘密不在于它使用的母题，而在于它使用母题的方式”。部落社会充满神圣感的仪式、膜拜的神灵、难以捉摸的精怪和神秘莫测的巫术在幻想故事中都经过了“脱域化”处理，成为实现主角愿望的助推器，因为“童话的世界与一个现实世界的分离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世界更彻底”。故我们站在故事本位的立场看，“童话中的每一个要素（例如，童话的奇迹），都必须从童话的叙事本质来理解，而不能仅仅被看作原始习俗或体验方式的遗留物”。但普罗普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并未有此意识，直到《俄罗斯故事论》中才认可民间故事的娱乐属性，认为“诗意的虚构”成为故事本质性的标志。可见，形态结构和文体特征是故事学密不可分的两翼，忽略其中一翼转向外部研究难免出现偏差。

　　民间故事是围绕个人生活与情感来展开的虚拟叙事，“在一些社会中，传统的介绍民间故事的开场程式都提示听众，下面叙述的都是虚构的，无须信以为真。这一提示可能会在结束时重复”。我们如果结合形态结构和文体视角来看，难题求婚型故事中的难题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加工，文化传统、魔法信仰等密切相关，与成年礼的关系难以证实。幻想故事是立足于底层民众的立场展开叙事，借助魔法和宝物来满足现实生活难以实现的诸多欲望。出难题的表面看是刁难男子，实际结果却是男子借助完成难题收获了爱情、财富和地位，并且从叙事伦理（比如借助郎才女貌观和姻缘观实现跨越阶层的婚姻）上赋予其合法性。所以难题求婚在故事中一方面有着制造“障碍”增加悬念吸引听众的效果；另一方面借助幻想和合乎伦理的形式来实现听众现实生活中难以满足的愿望，获得心理安慰。在制造悬念和满足听众心理上互相契合应是此类故事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

　　三、叙事法则与叙事伦理本体论视域下的民间故事研究

　　文化人类学范式的模式化、深度不足及材料占有的局限并未有效解决民间故事的来源、演变及文化意蕴问题。此外，近年来“语境”成为民俗研究的热词，然而就中国民间故事资源的悠久、丰富、鲜活和多样而言，文本依然是远未深挖的富矿。艾伯华注意到中国民间故事“是由许多母题耦合而成的。这些母题是非常稳定的，往往在一两千年后也很少发生变化，甚至根本就不发生任何变化”。杨利慧多年关注神话讲述的表演研究，发现“就文本的基本形式结构和核心内容而言，语境的影响显然十分有限”，在兄妹婚神话的讲述中“核心母题和母题链的组合、类型和基本情节却维持着强大的稳定性”。可见，故事文本的内核是个稳定的“自组织系统”。

　　立足故事研究的本体视角，将故事形态学和文体研究结合起来，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民间故事稳定性与变异性的内在关联，从而加深对民间故事叙事机制的认知。只有理解了民间故事“是什么”，才能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进行有效勾连。

　　民间故事的叙事法则涵盖叙事艺术及规律，是本体研究的重要一环。它既包括对比、重复、二元对立、三叠式、巧合、误会等艺术手法，也涉及功能的排列规律、组合及角色设置等方面。丹麦学者奥里克总结出了“起始律和结束律”“重复律”“数字‘三’的规律”“对照律”等13条法则。瑞士学者麦克斯·吕蒂总结出民间童话的“一维性”“平面性”“孤立化”“空洞化”等文体特征。近年来，祝秀丽、西村真志叶、黄若然等学者对重复、对比等叙事艺术展开了深入讨论。施爱东剖析了民间故事的最简结构、叙事通则和特则等问题。我们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本体视角出发探究民间故事的叙事动力、生长机制和角色分配法则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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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