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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受文学革命影响而蓬勃发展，积极承担启蒙使命，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多所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类课程。这些课程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文学教育在其草创之初的积极探索状态，彰显了民间文学多重的价值和强大的影响。挖掘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类课程史料，总结民间文学教育的发展特点，评价其所取得的成就并探索深层原因，这对于在新时代积极推进民间文学类课程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高校民间文学教育优势，推动民间文学发扬光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俗学；民间文学教育；课程设置；钟敬文
作者简介：王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讲师(山东济南250300)；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济南250014)
一、民间文学勃兴的使命阐释与民间文学类课程的研究价值
“民间文学”这一学科名词的最早提出者应是梅光迪。1916年3月19日，他在与胡适的通信中认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en Language，etc.)入手”。可以说，“民间文学”从被命名之日起就与文学革命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之后、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之前，被时代赋予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使命，而这一使命也伴随着文学革命向大众文学的转型而继续延续。民间文学从不登大雅之堂，到光明正大地蓬勃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间勃兴的历史轨迹中，吸引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者、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胡适、阿英、郑振铎、顾颉刚、刘半农、沈兼士、魏建功、台静农、闻一多、朱自清、钟敬文等投身其中。他们认为民间文学是正统文学的对立面，认可其作为民族心理、民众生活的载体所具有的勾连古今、旁通中外的多重价值，发起了征集民间歌谣的运动，整理、改编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成立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展开了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完成了学科的初步构建，主持了大学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设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么浓墨重彩的一笔书写于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三个多月后，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的五四运动爆发，而此时北京大学“计所收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这就是被学界称颂的“歌谣运动”。它是我国民俗学的开端，同时也是民间文学的肇始。与五四运动几乎同步勃兴，歌谣运动一样宣扬了民主科学的口号，承载了启蒙民智的使命，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除了《北京大学日刊》外，《新青年》也刊登了征集歌谣的简章，报刊界纷纷响应：1920年10月，《晨报》登载顾颉刚搜集的吴歌；1920年11月，《时事新报》开辟歌谣栏目；1921年1月，《妇女杂志》发表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认为民间文学是“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包括“神话、故事、传说、山歌、船歌、儿歌”等文学体裁，并具有“全民族的作品”性质和“口述的文学”特质，这是真正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的开端；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成为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刊物，歌谣运动由此达到了高潮。它不仅征集了数量巨大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吸引了热心于此的同道中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不断推动民间文学蓬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歌谣》周刊的主办单位是1920年12月19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沈兼士、周作人担任主任，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歌谣同好，随后，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陆续成立。专门的学术机构团结了学术研究队伍，拓展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从歌谣扩大到民间文学，并拓展至方言学、民俗学等，形成了良好的学科研究范式。1926年12月13日，顾颉刚、孙伏园、容肇祖等成立了厦门大学风俗调查会；1927年11月，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这些学会复制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模式”，团结、培育了一批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出版了顾颉刚的《妙峰山》、刘万章的《广州民间故事》、白寿彝的《开封歌谣集》等大量民间文学作品，使用了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呈现出学术转型的发展趋向，继续为民间文学的热潮推波助澜。
运动的开展、报刊的关注、机构的设立、研究的拓展等等，标志着民间文学的繁荣发展。这与文学革命的风起云涌息息相关，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纷纷开设民间文学类课程，虽然学科属性难以界定，但是授课教师以其个体觉醒和文化启蒙的理念，为民间文学鼓与呼，或依托古代文学的传承，或引用域外文明的概念，或突出文学革命的主旨，或关注社会大众的热点，赋予民间文学以新的面貌，成为象牙塔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的民间文学勃兴的态势，学界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有些学者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梳理，如刘锡诚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等专著中，以时间为线索，将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予以历时性的梳理。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分三编介绍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民俗学的萌芽、产生、发展、代表人物等，阐述民间文学的特征和方法论。有些学者注重在文学史层面上对民间文学进行阐释，如陈泳超在《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等论文、专著中，将民间文学归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支系，从文学本位出发，系统研究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脉络。高有鹏的新著《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选取鲁迅、胡适、周作人、茅盾、老舍等八位现代文学史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的民间文学观念，体现了民间文学资源在建构新文学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将民间文学提升到学科层面予以探究。有些学者则从学科建设层面对民间文学进行阐释，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总结了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梳理了其与社会生活、作家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明确了民间文学的分类，完成了建立体裁系统的基本工程。乌丙安在《民间文学概论》中对民间文学的对象和范围、学习研究的目的，科学任务，学习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进行了构建，梳理了民间文学的分类，成为学科建设的范本。此后，汪玢玲、毕桪等人的著作也沿袭这条道路继续探索，丰富了民间文学的学科构建。刘锡诚《关于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一文对民间文学的地位、价值、文化属性提出了新时代的深刻思考。漆凌云《回归民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反思》分析了民间文学这一学科的产生及其各阶段的发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间文学的兴盛予以高度评价，指出与之相关的人物、期刊、学会、课程等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深远意义。萧放、孙英芳《民国时期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述略》等论文将民俗学整体纳入学科建设研究视野，并以各个大学为典型案例予以梳理。还有学者从文体论层面梳理了民间文学的文体特征，如王旭在《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文体研究史略》中论述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文学所形成的进化论、古史辨等研究范式，同时提出这一时期“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文体概念，因此出现了文体概念运用和类型划分的混乱状态”，并指出此时期关于民间文学文体研究仍处于“经验性的探索阶段”。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的研究，或侧重宏观层面的把握，或趋向具体层面的分析，缺乏文学教育的研究视角。如前所述，无论是“歌谣运动”的发源地、《歌谣》周刊编辑部所在的北京大学，还是民间文学研究团体所依托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都体现出“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优势，成为民间文学承载时代使命、启蒙民智的重要阵地。那么，转换研究视角，从大学现代教育的角度来审视民间文学，结合文学革命向大众文学转型的历史轨迹，关注人才队伍的建设、刊物书籍的出版、研究团体的组建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其中民间文学类课程的开设情况、授课特点及效果评价，因为课程的个案性、课表的单调性和师资的匮乏性而缺乏关注，但它为研究民间文学使命阐释和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因此，钩沉史料，剔抉发微，重新关注民间文学勃兴时期中国民间文学教育的筚路蓝缕之路，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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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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