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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思”与“补课”
以上关于费孝通对乡村建设的态度的讨论，时间节点在1949年以前。时移世易，事过境迁，诚如费孝通所述，他早年对梁漱溟的作品“没有全部读懂”，所以对自己“影响不大”，那么，经历了1949年后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晚年的费孝通的认识和态度又如何呢？
历经了“反右”与“文革”的苦痛遭遇，又在20世纪80年代意外开启“第二次学术生命”，在“志在富民”的“行行重行行”之余，年届八旬的费孝通的思考和写作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用相当的精力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研究工作进行回顾和反思。在国外友人为庆祝他80岁生日举办的研讨会上，他说：八十岁是一条年龄界限，跨过了这条线，一个人会觉得心情上轻松自由些，因为余下的岁月已不大可能改变这一生已铸下的功过，因而可以有平静的心情去检视过去人生道路上所留下的脚印。
一番检视后的第一批成果是于1996年结集出版的《学术自述与反思》。该书收入了作者数年间完成的十多篇学术回顾和反思文章，其中包括1993年在第四届两岸三地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所发表的题为《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的学术演讲。在这篇被他称作“为自己开创了一条写作的新路子，有一点近于思想自传方式的自我反省”的文章中，费孝通对自己以往数十年的研究和作品进行了深入反思，他说：“年近谢幕，时时回首反思多年来在学术园地里走过的道路，迂回曲折；留下的脚印，偏谬杂呈；究其轨迹，颇有所悟”。
他悟到了什么呢？
费孝通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工作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只见社会（区）不见人”。对“社会”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社会看成人的群体的生活手段，一种是把社会看成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费孝通受第一种看法的引导进入社会学，但是在经历了瑶山和开弦弓的实地调查后，尤其在接触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作品后，逐渐转向第二种看法，而这一学术倾向难免导致“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偏颇（最突出地体现在作为“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的《生育制度》一书中）。具体到社区研究经历，过去的研究只关注了农民的“衣食”问题，而忽视了其“荣辱”问题；只注意了社会的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前者属于社会的生态层次，后者属于社会的心态层次。在《小城镇大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费孝通表示：“我过去有关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最大的缺点是见社会不见人。我费了不少笔墨来描写社会结构，就是人们需要遵守的由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类，而没有讲过一个个人怎样在这套规矩里生活。人的生活是有悲欢、有喜乐、有爱恨、有希望又有懊悔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就这方面的生活内容讲，人各有别。我的缺点就在只讲了社会生活的共性而没有讲在社会里生活的人的个性，只画了乐谱，没有听到琴音，只看了剧本，没有看到台上演员的精彩表演”。
促使费孝通将社区研究的视野从生态层次上升到心态层次的，除了年迈老人对自身的回顾和检视，还有国内国际经济社会情势的历史性变化提出的挑战，以及个人经历中的荣辱沉浮带来的启示。就前者而言，在国内，经过几十年发展，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开始稳步走向小康，衣食足而知荣辱，“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应运而生；在国际上，全球化的趋势日渐明朗，不同群体和集团在经济上已经利害相连休戚相关，在心理和观念上却还是各行其是隔膜重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共处共存问题亟待解决。就后者而言，他说，在前半生，他按着自己在社会里所处的角色进行分内的活动，不需要犹豫，内心不存在矛盾，不觉得自己和社会是对立物。但是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动，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动，最激烈的例子是在“文革”高潮中，作为一个教授的社会角色可以被学生勒令扫街清厕游街批斗，这与“文革”前的教授角色的行为规范是完全相悖的。在这不寻常的情景中，社会的力量和本来面目充分显示出来，令他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目的在显示社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中。但与此同时他也亲身感觉到有一个对抗着这个实体的“个人”的存在，这个“个人”固然表面上按着社会指定他的行为模式去扫街清厕游街批斗，但还出现了一个行为上看不见的具有思想和感情的“自我”，可以完全不接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作出复杂的行动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自杀抗拒。这一特殊的人生经历令他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
费孝通记起老师潘光旦根据儒家中庸之道反复阐发的“位育理论”，记起老师派克教授早就指出的人和人集体生活中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两个层次。带着一种未能及早领会老师见解的遗憾，费孝通表示，如果天假以年，还有一段生存的时间，他极愿意在已有生态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次，就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开路的工作。
为了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老骥伏枥的费孝通在持续进行学术反思的同时，毅然决然地开始补课。他一方面“回到老师那里”，补社会学人类学的课；另一方面，读钱穆、陈寅恪、梁漱溟，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补中国传统文化的课。他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他的心态研究提供独特智慧。他感叹道：到了八十岁的时候，想起了八岁时该读的书。
破题开路的结果是“文化自觉”的提出。费孝通最早从1997年初提出这一概念，之后持续不断地加以完善。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文化自觉并非文化回归、文化复旧，也并非全盘西化、全盘他化，而是传统与创造的结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他对“文化自觉”历程的高度概括。
经过持续的反思和补课，费孝通进一步意识到社区研究在研究层次和研究范围上的局限性，尤其是在认识整体文明和历史变迁方面的局限性。倡导和践行社区研究，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关于中国社会的真知灼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使命，是费孝通和他的老师吴文藻以及其他师友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作出的一个主要贡献。直到1987年为《云南三村》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费孝通还对社区研究方法深具信心；在进入90年代后，针对学界同行的质疑，他还在为社区研究进行有力的辩护。但是，晚年的费孝通也终于认识到，社区研究在空间、时间和文化层次上终究还是有其边界和局限。他说：“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调查研究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社会文化，不应当不看到它的限度”。在2000年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上，费孝通再次表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融合的全球化时代，以往那种在有限区域内进行的社区研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研究需要。“站在今天的地位来反思当时从事社区研究的过程，我能够看到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过去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是不充分的……我现在认为，以村落为中心的研究固然有许多优点，但是不能充分体现中国文明的宏大体系和历史的流变”。
费孝通开始冲破学科局限，倡议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自身以往所接受的学科训练既成就了他，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他。为了挣脱和克服以往学科和研究方法的限制，费孝通提出要拓展社会学学科的研究疆域，认为社会学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具有人文性，不仅需要关注制度和组织，还需要关注文化和人心，简言之，社会学不仅仅是“科学”，还应该是关于人心的学问。他说：“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切实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必须将国学与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向文化自觉的方向努力”。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包含着从梁漱溟作品中汲取的启发和营养。
费孝通通过重读梁漱溟而走近了梁漱溟。梁漱溟的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主要讲的就是文化和民族精神，前文提到，吴文藻对梁漱溟的文化三分法有批评，批评梁漱溟将文化的精神的部分放在了前面，而现在费孝通意识到自己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忽视了文化的精神方面。梁漱溟最后一部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就是《人心与人生》，这更是自认早年的研究“只见社区不见人”的费孝通所缺乏的。晚年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倡导表明他对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一些大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肯定，也似乎表明他对梁漱溟的乡建主张有了重新的认识、体会和评价。
在一篇文章中，费孝通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尝试与他自己的社区研究工作一并视作他始终念兹在兹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一部分。他认为，他在两个方面与梁漱溟连接上了，一条是对社区的研究，一条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所谓对社区的研究的连接，大体上是将他自己的社区研究工作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连接起来了；所谓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多少隐含着他对梁漱溟的以文化比较为基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乡村建设为抓手（东西文化及其社会）的一整套的理论体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接受。两人的观点和主张固然有着重要差异，但其实也有着坚实的共同之处，“总的讲都不是‘革命’的，是主张在承认传统的基础上，逐步的，不是激烈的变革。可以说是‘改良主义’吧，但是这个词不好听”。
费孝通晚年接近梁漱溟，固然源于他自身关注的重心出现变化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他转而接受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也并不意味着他推翻了自己早年对梁漱溟的批评，但至少表明，他现在能够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意义上来看待梁漱溟的主张和他自己的主张，对梁漱溟的主张有了更多的同情理解。费孝通最终意识到，梁漱溟当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是以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入思考作基础的，他在一些大的方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而这本身并不是经由社会学人类学的训练或通过实地研究的工作就能够获得的。与西方的科学训练相比较，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训练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梁漱溟在认识社会的进路方面与费孝通倡导的社区研究不同，但是自有其值得借鉴之处，通过这一途径和方式所获得的认识和所从事的社会改造运动，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和确实的功效。而合理地改造社会，如前所述，也正是费孝通期望实现的。
梁漱溟一再宣称自己不是学问家，而是问题中人，他只是集中精力去解决困扰他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费孝通意识到这样不受学科限制地进行思考的可取之处，“他（梁漱溟）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学问”。
1992年，82岁的费孝通先生到山东考察，特地前往位于邹平县城南侧卧虎山上的梁漱溟先生墓地，献花凭吊。他说：“梁先生在邹平七年，从事乡村建设实践，大力开展乡村教育、推广科学技术，改良农村经济，取得了一定成效”。又说：“梁先生的墓建在半山上，视旷眺远，朴实如其人。这说明邹平的老百姓尊敬他。他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会永远纪念他”。
五、简短的小结：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费孝通在早年批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缺乏坚实的研究基础；而到了晚年，他重读和重识梁漱溟，从而走近了梁漱溟，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认识，也实现了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转变。
梁漱溟和费孝通二人对20世纪前半叶社会局势和社会基本性质的判断、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剖析以及对其独特性的强调、对中国文化之存续的关注具有共同之处，而对当时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诊断、对救治之道的探寻、对未来发展走向的判断又存在重要差异。总体上讲，两位先生一位践行乡村建设，提倡借鉴旧乡约建立新礼俗；一位呼吁乡土重建，提倡通过恢复乡村工业改善农民生活。虽然认识有所差异、主张有所不同，且各自的认识和主张随着社会的变迁、世事的演化和个人的遭际而或多或少都有所变化，但都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既有传统出发，了解实事，分析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正如六百多个不同的社会团体可以依着各自不同认识、主张和偏重在乡村建设的同一旗帜下进行尝试和努力一样，两位先生认识和主张上的差异不影响他们共同对推进乡村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也不影响他们彼此间的尊重和欣赏。
两位先生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精神和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真知灼见，不仅对于深入认识和有效解决目前中国乡村问题、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推进本土化的标志和重要成果，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然，这已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本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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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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