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功能主义的人类学家”与“最后的士绅阶层”
费孝通对乡村建设的保留态度，大体上受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当时师友的影响。除了前述派克教授的影响，据费孝通回忆，吴文藻和杨开道是他在燕京学习期间接触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而两人均对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的主张持有不同意见。
吴文藻在著文介绍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功能方法时，讨论到“文化的三分法”是学界的通行分类法，顺带对梁漱溟的文化观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梁漱溟虽然正确地指出人类的文化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三个方面，但只从价值观点进行分类，把次序弄颠倒了，而如果从事实观点分类，则应把物质生活放在前面，把精神生活放在后面。在吴文藻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是从经验到抽象，精神是三者中最缺乏客观性和具体性的，也是最依赖于物质和社会生活的。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农村社会学家之一、燕京大学清河乡建实验区的关键人物，杨开道的主张对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后来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同为当时乡村建设的重要倡导者和践行者，但是杨开道与梁漱溟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着观点上的差异和争论。例如梁漱溟于1929年春先后游历考察了国内几处主要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域之后，于当年6月在《村治》月刊发表《北游所见记略》，表示对所看到的乡村建设方案不满意，杨开道当年10月即在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主办的《农业周报》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不同意见。
第二个原因在于费孝通所接受的完整而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社会人类学学科训练。晚年费孝通曾自称“学术领域里的一匹野马”，“不受学术领域中各科边界约束、四处乱闯”，表露出不愿局限于学科束缚之意。事实上，费孝通也的确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不过总体而言，完整而系统的功能主义的人类学训练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学科训练影响了他提出的问题领域、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如费孝通本人所指出的，早在远赴英伦跟随人类学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斯基学习之前，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燕京大学和清华的学习，他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就已基本形成，他已经成为一名功能主义者，而伦敦的学习经历只是使得他的功能主义观点更趋于成熟。费孝通在其第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中就对功能学派及其对实地工作的强调推崇有加，并大段援引马林诺斯基的研究。在清华研究院跟随史禄国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测量体质类型）的经历，更加强了他的这一倾向。其第一部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就是采用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的一种尝试。50年后该书重版，费孝通在重版前言中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作为一本我在青年时代和亡妻合作的学习成果，我也无意在此作自我评论，只想说在重读里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或苗头”。费孝通于后来赴英留学成为马林诺斯基的关门弟子，可谓其来有自，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罢了。
而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慧眼独具，抓住乡村工业这一关键抓手，意识到“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主要就得益于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这一方法重视考察社会制度的社会功能、社会制度和社会系统各方面的搭配，帮助作者在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观察和描述中，窥见农民生计同时有赖于农业和乡村工业的共同支持。他在江村看到了不在地地主土地制度横向地关联到乡村手工业的衰落。他说：“当我在分析江村的材料时，就感觉到土地问题决不能视作一个独立的问题。一地方土地制度的形态其实是整个经济处境一方面的表现。若是要解释江村佃户充斥的现象，我们决不能忽略了该地手工业崩溃的事实”。这样，在功能主义的观点指引下，作者形成了自己的解释逻辑：西方现代工商业侵入→农村家庭手工业衰落崩溃→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搭配的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农民以土地抵押向市镇借贷→无以还贷，出卖土地→不在地主与佃户充斥→无法单独以农业为生，农民生计陷于困境→土地问题严重性凸现，社会冲突加剧。
第三个原因在于费孝通的士绅家庭出身以及对自己的士绅身份定位。费孝通出身于苏南的一个士绅家庭。祖父与外祖父都是同里镇上有名望的读书人；父亲费璞安曾经到日本留学，归国后长期投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母亲杨纫兰是上海务本女学的学生，创办了当地第一所蒙养院；姐姐费达生及其先生郑辟疆穷尽毕生精力在家乡帮助农民改进缫丝技术。此外，清末状元、视实业和教育为“富强之大本”的改良派实业家张謇与费家交情深厚，曾邀请费璞安于1909年1月到其在家乡南通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任教，为纪念两家的友情和在南通的执教经历，费璞安为1910年出生的小儿子取名“孝通”（张謇的下一辈属“孝”字辈）。士绅家庭背景对费孝通产生了毕生的影响，他也始终以一名士绅自居。在他晚年，一位英国教授去拜访他时，询问他到底属于哪个社会阶层，费孝通面带微笑地回答：“我还是绅士，没变！”。
士绅背景令年轻的费孝通对源于自强运动的乡村改良派颇有好感，而对乡村建设派的工作有所隔膜。费达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技术和组织，而梁漱溟总结乡建也是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那么为什么费孝通对其姐姐的工作赞誉有加，而对梁的乡建却颇有微词呢？除了情感方面的因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费达生的士绅身份及其所代表的源远流长的乡村改良传统。在费孝通看来，他的姐姐费达生及其先生郑辟疆本身都是“丝绸之乡的儿女”，在受到良好的培养教育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怎样摆脱落后的家乡，而立志要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与费达生以本地士绅身份从事乡村工作不同，梁漱溟相对于乡村是一个外来人，正如梁自述的那样，“我自己生长于北京而且好几代皆生活于北京，完全为一都市中人，未尝过乡村生活，而今日乃从事于乡村工作，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以一个非乡村人而来干乡村工作”。
姐姐费达生对费孝通毕生有着特殊的影响。她接替去世的母亲帮助费孝通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她在家乡进行的蚕丝改革试验构成了费孝通学术事业的起点。吴江历来以蚕桑丝织闻名，但是近代以来受国际市场影响，丝业趋于衰落，民众生计陷于困顿。费达生因此发愿终生致力于中国蚕丝事业，在家乡推行蚕丝改革试验，帮助农民养蚕制丝。她创办了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无意中为费孝通提供了一个在本乡本土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绝佳的社会人类学田野和对象。正是在开弦弓村，费孝通首次观察到“站在饥饿边缘上”的农民困窘状况，留意到“农工混合”的传统经济结构，形成了恢复乡土工业的基本主张。在费孝通的理论中，乡土经济是与世界市场体系接轨的，中国社会被他放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背景中予以审视（相形之下，这是梁漱溟未曾考虑的，世界市场对于梁漱溟来说似乎是陌生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姐姐费达生的启发。费孝通说：“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