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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现实及虚拟空间里“中国锦鲤”的生成过程。“中国锦鲤”并非中国的固有文化，它是日本锦鲤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与中国传统鲤鱼文化杂糅而成的，是一种“第三种文化”。
“锦鲤”一词出现于大正时期的日本，但锦鲤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大约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从一种地方风物被建构为日本“国鱼”，作为文化复合体包含了象征、生产、品鉴三重维度。
中国有着悠久的鱼文化历史，鲤鱼作为其重要的代表，历经了由圣入俗的过程，成为民间普遍性的吉祥物，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为“中国锦鲤”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由于鲤鱼与锦鲤的相似性、亲缘性，日本锦鲤文化袭来之时，除了中国的锦鲤爱好者在生产和品鉴维度对其进行有意识的重构以外，民间还无意识地赋予它与鲤鱼同样的吉祥文化的含义，并为传统的鲤鱼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出现了鲤鱼与锦鲤的混同，形成了不断互动、杂糅的中国锦鲤文化。
作为“第三种文化”的中国锦鲤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新的演变，形成了转发锦鲤祈求好运的网络迷因。当下，“人形锦鲤”迷因最受关注，它既是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将锦鲤“符号化”“神格化”的产物，也是资本刻意经营的结果，由于腾讯网和支付宝等商业因素的介入，因而呈现出典型的商业文化民俗化的特征。这些演变的共通之处，在于让中国锦鲤变得越发贴合中国传统、脱离日本语境，而锦鲤迷因蕴含的传统性也使得它日益拥有更加广大的受众面。
同时，越来越富含中国元素的锦鲤文化，伴随着支付宝的全球战略而开始趋向“国际化”。迈克·费瑟斯通和华琛虽然在研究中注意到某种源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与地方文化互动、杂糅而形成“第三种文化”的现象，但他们却忽略了“第三种文化”持续发展，进而演变成为源文化，与原有的源文化并存或将其颠覆的可能性。中国锦鲤文化的演变便是这种可能性的一个有力例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文化的生产与接受的主客二元对立被打破，两者会不时地交换位置，这种流动性需要今后的民俗文化研究更为关注。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0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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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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