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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从学科肇始关注的核心即是与大机器生产和现代科学知识相区别而日益边缘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所普及与标准化的知识主要依赖文字流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身体分开。而日常经验与地方性知识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文字传承，但大多仍需要通过逐渐模仿和反复实践而完整获得。与前者不同，它们强调在长期的亲身实践中掌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身体知识、经验和技能，也即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内化为身体行为模式与能力，成为“体知”，如艺人手上、身体上的技巧能力和仪式等场合的辨别判断能力。与强调标准化和一致性的现代科学知识不同，根源于日常生活身体实践和经验的地方性知识，必然要包容个人具体“体知”中实践经验和阅历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但在特定群体内部，又会因为长期共同遵循的实践方式而达致相对的统一性。因此，在多样性与统一性中保持动态平衡的个体与集体的身体“体知”实践，始终是民俗知识与经验的创造性源泉。在此意义上，身体性，而不仅仅是口头性，是民俗的基本属性之一。
纵观美国民俗学近年来的身体研究，根据学术渊源与侧重的不同，大致显示出两种研究取向。一条主要沿福柯话语分析的路径，又结合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对身体象征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的考察，着重探究社会、历史与文化如何形塑和刻写身体，身体如何成为权力、话语争夺和角逐的场域并体现之。另一条则根植于现象学的传统，强调身体活生生的肉体性。沿着人类学中从毛斯（Marcel Mauss）的“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到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的理论脉络，它关注身体的能力、经验、感觉和能动性,探讨“体现(embodiment)”、“体知”（bodily knowing）与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关系。历史与文化刻写于身体之上，但身体也因为这些历史文化的刻痕成为特定文化塑造的身体。简言之，身体视角探寻的是身体如何在被动的形塑和能动的创造中传承与书写历史。
从民俗学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对于身体的关注与民俗学整体的范式转型相一致。在以美国民俗学表演理论为代表的转型中，民俗研究从对民俗事项进行长时段、跨时空的宏观梳理分类转向关注此刻和当下的民俗实践，时间性为空间性所取代，身体得以呈现。表演理论从微观角度关注社会实践，也使实践的主体与主体的身体得以聚焦，因为社会实践绝不仅仅是心灵的产物，必然是身心融合的主体行动的整体体现。
更进一步，身体与民俗的探讨源于对灵肉二元对立的反思，因此对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亦有所挑战，反思了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开始重新评价民俗学学科兴起时的浪漫主义源流，关注和强调感性（包括具体的感官）经验、关注凝聚于身体实践基础之上的感受、经验和知识，特别是民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积累的，没有诉诸于语言或者超越语言而直接体现为身体技术的知识和能力。这些知识表现为“体知”（embodied knowledge），是凝聚于身体之中的经验、技术和能力,也可以通过民间叙事得以呈现与传承。
身体民俗学关注身体在社会实践中具体的参与过程及其感觉经验和细致感受，这一点在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中表现突出。在欧美学界，宗教经验的意义和价值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902年第一次出版《宗教经验之种种》开始得到探讨，宗教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已从关注宗教文本、理念转向关注具体的宗教实践，由此宗教实践中的身体性、身体经验也成为关注点之一。美国民俗学者哈福德（David Hufford）则强调辨析和考察实践者的个人经验，包括具体的身体感受和经验与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内在关系。近年国内受国外影响而兴起的修行人类学的研究亦是对身体的宗教实践经验的深入考察。
探讨体知和身体技术的一个代表性领域是近年来欧美人类学、认识人类学、认知心理学、教育学等对于师徒制的研究。这些研究把传统师徒制和学校教育进行比较,指出师徒制的学习是一种情境中、实践中的学习，和学校教育不同，并具有相当的优势。师徒制的核心是文化与知识的实践性传承。对师徒制的重新发现与认识，是对身体习得能力的重新审视。师徒制的研究最终触及的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承的认识论问题。人类知识的传承依靠的不仅仅是文字这一类与身体脱离的媒介，更为多样与基本的人类文化经验是通过身心融合的长期实践而获得的凝聚于身体之中的技术,是不断更新与发展的人本身。身体视角有助于我们去认识人类社会实践中人身心融合、整体参与的方式，使人类的知识生产与创造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关于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知识成果源自对身体生物性存在的认识，也即各文化不同的医学知识，体现了不同文化对身体独特的认知和实践。与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相应，身体民俗学同样关注不同文化不同的身体观、疾病观与生命观，并由此和西方灵肉二元的身心观进行比较。在此方面，强调身心融合并具有悠久而发达的中医传统的中国文化，无疑具有丰富的资源。在现代生物医学对人体的改造愈演愈烈的当今，不仅自然和人工的身体引发了家庭与社会伦理的诸多挑战，传统医学知识(包括中医和各种民间医学知识)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组织和实践也正在经历重大变迁，如何面对这些现实，亦反映出身体民俗学在当下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近来的身体之热源于其历史上的冷，源于身体曾经的沉默与缺席。对于无论大小传统都不存在灵肉二元对立的中国文化来说，一方面，“体知”等观念和实践与几千年的中医传统体现出迥异于西方的身体观念与实践体系，启示我们反思本土传统的特殊价值，在与他者的比较中重新认识自我。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的身体正在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浪潮中愈卷愈深。因此，与一般地引入西方某种流行思潮不同，身体这一源自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视角，因为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既有着切实紧密的相关性又别具张力，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从“体知”实践的角度，我们考察身体如何被文化所刻写，身体又如何形塑文化，从而探讨民俗生活内在而丰富的身体性，探讨中国文化独特的身体观念与实践。在中西映照与比较中，我们有可能从悠久的文化实践传统中发展出可以对话、丰富与挑战西方身体理论的观念和思路。
更进一步，身体民俗的探讨在理论上重新检视了理性和感性的关系，肯定了经验和情感的价值；在认识论、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承的研究中，重新认识到民间日常生活中传承的实践性知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些理论层面的进展，预示身体视角的引入对民俗学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而民俗学在这些方面的深入探索，也可以超越学科界限，对本体论、认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
（彭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是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认同、身份政治与美国民俗学知识生产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7BZW172。）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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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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