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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在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民俗学家凯瑟琳·扬（Katharine Young）依照民俗（folklore）的构词法，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民俗”（bodylore）一词，旨在使“身体成为民俗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探讨有关身体的民俗或知识，关注身体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特别是身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意义。扬随后编辑出版了两个专题论文集，标志着身体研究的全面展开。近30年过去了，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已远远超越了关注身体习俗。“身体民俗”不仅成为可以和口头叙事、仪式行为等相提并论的一个研究类型（genre），身体也成为民俗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视角，特别是在认识论、知识生产等方面，对民俗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odylore一词的出现昭示的是波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界而愈演愈烈的“身体转向”在民俗学学科内部的反应，这一理论转向矛头直指西方哲学的根基之一，即从柏拉图开始到笛卡尔达至顶峰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灵肉二元论的反叛，身体成为西方学界持久的热点之一。受此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杜维明探讨儒家哲学的“体知”观念，到90年代以来国内对西方身体理论的介绍和借鉴研究，从身体角度考察中国文化的热潮亦可谓方兴未艾。
西方学界的身体转向，体现了西方社会与文化所经历的深刻变迁与哲学思潮的相应更迭，是对其灵肉二元分立、灵魂决定肉体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的反思与反拨。学者们指出，事实上，正是我们身体所经历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使身体的存在与经验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身体本身成为问题，成为思考与研究的对象，因为现代化、全球化、消费主义和医学技术的革新已使人类存在的身体经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学术思想史的脉络上，从尼采把人的本质定义为肉体性，到现象学特别是梅洛-庞蒂肯定感知的身体性，结合女性主义对传统话语中两性身体、性、性别（gender）的挑战与颠覆，最后通过福柯对医学、性和犯罪等的典范性研究，身体终于发展成一个具丰富操作性的学术分析范畴。
中外学者从身体视角切入的中国文化研究，在哲学、医学、文学、史学（特别是身体史、性别史）、文化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对于民众日常生活、民俗实践和传承中的身体，民俗学界还少有涉及。近年来虽然刘铁梁等学者对此有所关注，并提出感受民俗学、劳作模式等具有身体维度的概念，但深入的研究还有待展开。
民俗与身体有着深刻的关联。民俗学起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田园生活的乡愁，民众的口头文学、日常生活、生产知识与技艺因此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不依赖文字的口耳相传、没有现代机器的手工劳作，活生生的身体在时空穿越中吟唱、言说悠远的故事与歌谣，在心手相应中传承着古老的技艺：这正是民俗学早期所怀想与追忆的伊甸园。这里的身体依然是工具的主人，创造性地使用工具生产、生活而非被大机器工具所异化。但是源于西方的民俗学，与其根植的哲学与文化传统一致，在具体的研究中分割、抽离了身体的血肉，使它仅仅在服饰、手势、舞蹈、禁忌等几类民俗事象中零星地或隐或显。习惯于阅读和书写的学者，满足于在记录与描述中文本化生动流畅的声音与血肉丰满的身影。
但口语毕竟不同于可以脱离身体的文字。从美国古典学家和口头传统学家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在20世纪30年代从史诗创编角度提出口头理论，探讨口语媒介的特殊性，口头与书写这两种传承与交流媒介的差异与关联已成为人类学、民俗学和媒介研究等学科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
口语与口耳相传背后是民俗文化存在与传承中无法抹去的媒介：活生生的身体。法国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根据知识与其载体的关系把它分成两类。一种是可以与身体分开的知识，它通过其他媒介，如文字而流传。另一种是身体全身心投入而习得的、融入身体的知识（incorporated knowledge），它无法与身体分开，是身体存在与经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回到英国民俗学者汤姆士（William Thomas）发明英文folklore（民俗）一词的本义，也即民众（folk）的知识(lore),那么民俗生活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则或多或少包含着习得的、融入身体的知识。无论是口头的传统，匠人手头身上的技艺绝活，还是民众在年复一年的节日、仪式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情感方式、感觉倾向、行为方式与规范，往往都是在耳濡目染中习惯成自然的知识和文化模式。通过长期日常生活实践的积淀与形塑，它们成为刻骨铭心的身体行为、感知方式与经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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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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