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杂谈

      对于民俗学和社会学研究而言，农民画作为图像资料，其最为重要的价值还是在于它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一旦它不再与时代和民众共生，它的意义也就消失了。西郊在进入大都市版图的同时，西郊农民画也嵌入了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让我们看到了农民画在城市叙事中的一种可能性。

▲《迎春》李介芸2017年作，现年68岁

      西郊农民画不是西郊变化的纪录片，它更多体现的是西郊人在面对社会变革时所珍视的过去和所乐见的现在

      西郊农民画的制作过程繁复，要经过样稿勾图、墨线勾描、墨汁打底、样稿裱贴和上色成稿等多个步骤，一幅画的创作往往需要半年至一年左右的时间，因而难以走上市场化的旅游纪念品的快销路线。群众文艺的创作路子要培养出风格特异的民间艺术家，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斟酌。但是，西郊农民画作为一份本分的记忆样本，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感以及非常浓郁的上海风格，却是有目共睹的。

      人们在西郊农民画中能够读出上海，是因为它们所依据的个体记忆是非常具体实在的。西郊农民画的创始人高金龙原是长宁区新泾镇中新泾村人，他的作品较多聚焦原住乡村的公共生活，如生产劳作、年节礼俗、社群交往、乡村风貌等等，连缀起来看几乎就是西郊的 《清明上河图》。《皮影》是他1992年的作品，西郊的皮影曾是当地流行的晚间娱乐，村民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其乐融融，据说中间的红衣乐手就是他照着自家娘子的样子创作的。应建中本人不会纺纱织布，她画《织娘》是因为忘不了以前母亲手摇土布做的衣服和被褥，那些花样牢牢刻印在了记忆里，成为画作的背景。她是照着上海闵行一架真的纺车来画这幅画的。

▲《早餐》，吴巧云2017年作，现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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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8年06月09日 第6版：艺术/聚焦2018“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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