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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规范性的法律体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总是会显得效率不足，呆板有余，而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在体制之外培养一些与现行法律规范不矛盾的灵活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一种合理而有效的策略。在处理彝族的事件时，工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沟通作用，能够促进群体之间的互通和共处。也正是因此，工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事件处理的结果走向，这一点在当地发生的很多案例中已经有所体现。
五、群体边界与沟通
东莞作为新兴的移民城市，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迅速聚集了超过1200万人生活于此，这些人群来自祖国各地，他们各自携带着自己原生的群体认同标志，从而在当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自我认同群体或组织。东莞市政府为了整合和管理这些群体，同时构建新的城市认同符号，近些年又提出“新莞人”这一概念。这一方案背后的逻辑正如同‘‘熔炉理论”所假设的那样，群体和文化的多样性总是可能会带来某种混乱，那么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采取同质化的方式消灭掉多样性。然而，人类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努力可能只是在原本多样的群体类别中再添加一种群体身份而已，要试图以一个新的概念来消解掉不同群体原本在文化和组织上的多样性并非易事。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群体的多样性并不会在本质上构成社会在更大层面上进行整合的障碍。社会的整合可以跨越多种群体及文化的边界。
在这个问题上，东莞彝族工人群体可算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彝族是中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1,有悠久而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在语言文字、宗教、习俗等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些文化上的特点使得外出的彝族工人相对于其他人群而言显得与众不同。尽管很多彝族在此过程中已经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城市生活，但是要通过完全改变自身以融入城市似乎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彝族工头逐渐涌现出来，并担当了沟通不同人群的‘‘中间人”角色。正如前文所述，工头在彝族间接地整合于东莞社会中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因而，工头这种中间人功能是当地社会自身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是社会能动性的一种体现。
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作为沟通多样性人群的彝族工头同时也会蜕变成为形塑和再造群体界限的因素。在前文所叙述中我们能看到，工头几乎包揽了普通彝族工人与他群互动交流的所有事项，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数普通的彝族工人是被工头们隔绝在直接互动过程之外的。与此同时，工人们迫于各种风险的压力而甘愿委身于工头庇护之下，从而使其社会交际网络永远固化于彝族圈子之内。而工头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制定出各种各样限制工人自由流动的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东莞彝族群体保持其“独特性”。③
（①处理纠纷之后，工头往往会收到事主和工厂双方的红包，以示感谢。红包多少根据处理纠纷所得赔偿数额，以及事主大方程度而定。②受到重视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涉及彝族的纠纷事件越来越多，越闹越大。③在2006~2007年期间，由于用工紧缺，工头之间经常发生因为争夺工人的冲突事件，但后来工头们之间逐渐达成共识。如果一个工头从另一个工头那里挖走一个工人，那他需要赔偿前一个工头5000-10000元。在这样潜规则作用下，为了避免赔偿，很少工头会接受或抢夺来历不明的工人。因此，工人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东莞改投工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事情。）
由此可见，工头作为中间人的社会意义是多面而复杂的，而这样_种特点使得人口大规模流动背景之下诸如东莞这样新兴移民城市的兴起、发展和重组过程显得更加复杂。单纯强调传统那种以熔炉理论为基础的‘‘城市融合”构想，或者片面地遵从多样性文化群体的保护似乎都很难以给人以希望
六、结语
从20世纪90年代末彝族开始进入珠三角地区，到现在已近20余年，人数已超过10万。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确实已经在当地扎下根来，并嵌入到当地劳工市场之中，成为‘‘中国制造”链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但从经验观察来看，其民族个性却在东莞舆论中表现得愈加突显,似乎在很多方面都与这个城市的生活格格不入。
笔者看来，在快速发展的新兴移民城市中，出现此类现象是一种必然。多样性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群迅速汇聚在一起，尽管人们在经济生产方面很快就嵌合成一个必不可少的整体，但是在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方面的互通却未必能够整合在一起。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城市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所有不同的群体达到一种同质化的状态。但是，这种情况在新兴的移民社会似乎很难达成。传统差异越大的群体所要面临的阻隔可能越大。然而，不能达到这种状态也并不意味着差异性的群体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东莞彝族的例子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个案。他们通过工头这样的‘‘中间人”实现了群体间的间接性整合。这种方案或许正是多样性群体应对陌生城市生活的一种策略，事实证明，它在目前是行之有效的。
（本文原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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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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