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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北京大学又是“五四”新文学的重镇，众多的文学名家和文学青年汇集于此，他们一边工作学习，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也启发和引导了沈从文走上创作道路。众多作家的名字常见于各种报刊，沈从文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在北京大学，他终于把那些熟悉的名字与鲜活的人对上了号，并与作家郁达夫、徐志摩、林宰平等人过从甚密。郁达夫曾到公寓找过沈从文，徐志摩也刊发过沈从文若干作品。例如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徐志摩特地写了《志摩的欣赏》，推介沈从文的作品《市集》。“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沈从文曾回忆第一次见到诗人徐志摩的情景，此前“读过他不少散文，觉得给我崭新深刻动人印象，也正是我自己开始学习用笔时”，“不知不觉受到一种鼓舞，以为文章必须那么写”。林宰平对沈从文的《遥夜》也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该小说是“凄清，无聊，失望，烦恼的情绪书写”，“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几十年后，沈从文仍然感念林宰平先生的知遇之恩：他“在清华、北大教哲学，影响我一生极大，良师中最亲近的一人。”此外，沈从文还结识了清华的朱自清先生。即便是老派文人辜鸿铭也给予沈从文创作以警示。“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一九三四年《从文习作选集》出版。在该书的序中，沈从文对给予他帮助、鼓励和影响的作家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敬意：“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的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
北大教授的多重身份也吸引了沈从文。除了日常教学活动外，他们还是新文学作家，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例如北大的刘半农利用闲暇在家乡收集了江阴船歌；一九一九年，顾颉刚搜集了三百多首吴歌。胡适、周作人、罗家伦等人也投身民谣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一时间北京大学民俗学活动风生水起。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北大学人不顾老派人士“不入流品”的指责，坚持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民谣，给予沈从文以深刻影响。
沈从文结识的文学青年对他创作导向是很有帮助的。他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回忆道：“虽然到北京一年后，在北大、农大、燕京我就认识了好些习文学的朋友，充满热情和幻想”。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创作始于北京大学。来北京之前，沈从文在湘西就已接触到新文学刊物，“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对于新书投了降”。刚到北京的时候，沈从文坚持每天到京师图书馆阅读新文化刊物和新文学作品，激发了写作的兴趣。他向往北京大学，渴望与新文学作家面对面的接触。他从“酉西会馆”搬到北大红楼附近的银闸胡同公寓，就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意味。虽然沈从文入籍北大未果，但他在旁听学习的过程中结识了一批文学青年，如“浅草社”、“沉钟社”的陈炜谟、陈翔鹤、诗人冯至、韦丛芜、焦菊隐，以及湖南老乡黎锦明、刘梦苇等人。应该是心理学的“从众效应”，沈从文也学习这些文学青年样子，一面“时断时续地在北大听课，一面在公寓那间‘窄而霉小斋’里，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和沈从文同时来北京，同样在北大旁听的台静农，在搜集民谣从事创作的方面作出了不俗的成绩。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沈从文在创作之余也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湘西民谣。
最后，沈从文阅读大量的期刊杂志，在拓展文学视野的同时，开启了自觉的民俗学意识。在民俗学十分热络的环境中，几乎当时所有的刊物都刊载歌谣及民俗学方面的文章。民俗学家魏建功也证实，“新期刊继《北大日刊》之后而发表歌谣谚语，已成为一种风气。众多刊物纷纷效仿《北京大学日刊》，以“专栏”、“专号”的方式发表民俗学文章。例如《京报》的《民众》副刊相继推出“歌谣”、“故事”专号；《野草》杂志推出了“风俗”专号；《少年中国》推出“宗教问题”专号；《艺风》设有“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专号；《民众教育》辟有“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风俗文化”等专号；《新民》推出了“民间文艺”专号；《黎明》、《新生》、《倾盖》等刊物设有“民间文学”专号；《妇女与儿童》推出“神话”、“妇女恋歌”专号；《开展》月刊开辟“民俗学”专号。《晨报》一九二○年开辟“歌谣”专栏；《妇女杂志》从一九二一年七卷一号起，刊载“民间文学”、“风俗调查”专栏。此外《少年》、《新生活》也经常发表民间歌谣；《东方杂志》、《语丝》、《现代评论》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即便是老牌的小说刊物，如《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也都辟出版面登载民俗学方面的文章。对于熟悉期刊的沈从文来说，他当然会注意到刊物编辑体例的变化。
二
今天来看，沈从文对刊物熟悉的程度似乎难以置信。作家曾回忆说：“当时想读书，无学校可进，想工作也无办法，只有每天到玄武门内京师图书馆分馆去看书取暖，不问新旧，凡看得懂的都翻翻。消化力既极佳，记忆力也特别好，不少图书虽只看一二次，此后三十年都还得用。”我们从一九二六年沈从文发表的《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就可以看出来他阅读量之大，阅读面之广以及对民俗学的关注。虽然这是沈从文第一篇评论，但条理明晰，资料详实，尤其对文学作品的把握和分析，显示出他良好的艺术感受力和文字的敏感性。他认为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像谈话似的，从朴质中得到一种春风春雨样的可亲处来……从他的文字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懂人生艺术的人。”他对徐志摩作品的印象是，“把他做诗用不胜用的美丽字句用到散文上，写无论哪件事都好……念他的散文，那上面简直都是诗了。字句的美丽与流畅，成了种特殊的文风，纵有天才亦无从去学。”这些评论今天看来仍不乏精彩到位。
除了从刊物性质、宗旨、出版时间、销售数量及价格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众多刊物的基本情况外，沈从文对登载民俗学内容的刊物也颇为关注。在沈从文看来，《民众文艺》“是‘想发掘民间固有文艺宝藏’的一种刊物，登载些用很笨的笔调记录下的民间故事与歌谣。”“很笨的笔调”就是民谣故事原生形态的客观记录。他也提到“研究国故之北大《国学门周刊》”“常录了许多美丽的民歌”。正是出于对民俗学的兴趣和意识，沈从文就故乡独特的民俗学事象写信给民俗学家江绍原寻求解释。在日常生活中，沈从文对自己故乡的民俗事象也津津乐道。例如一九三○年，他在给好友王际真的信中，饶有兴味地介绍自己家乡的“烧灯”习俗：“苗乡里过年有‘跳年’，元宵有烧灯。烧灯夜人家把大油松树挖孔，筑硝磺炭与钢砂调和而成的药料，筑数千槌，再用黄泥封口，开小孔，从小孔中引火，即刻烟花上冲数十丈高，发大声如雷，五里外皆可见闻。苗人打野皮鼓吹牛角与铜角，呼啸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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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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