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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每一部宏伟的民族史诗，不仅是一座传统文化的宝库，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近年来，中国史诗学界在学科建设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绩，并与国际史诗学界积极展开对话和交流。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蕴藏量丰富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蕴藏量丰富，《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少数民族史诗均是世界史诗宝库中的瑰宝。
史诗学在国际学术界有着悠久传统。中国学人对西方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而对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诗学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建立。有学者认为，中国史诗学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国外史诗理论的影响是重要因素之一。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冯文开认为，几代中国学者对《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等域外史诗的翻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增进中国读者对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而且为中国史诗研究提供了必要资料。
在研究过程中，学者认识到，研究中国史诗，既需要重视和借鉴西方史诗理论，也需要重视域外史诗。但要注意的是，不能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西方史诗作为标尺衡量中国史诗，进而抹杀中国史诗所具有的丰富类型；而侧重文本，忽视中国史诗的基本特征，也会让本应多姿多彩的史诗研究走向“削足适履”的尴尬境地。
在众多从事史诗研究的中国学人心中，已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对中国史诗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中国史诗学的学科构建和理论研究发表过众多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深刻影响着当时乃至当今中国史诗学。他还为中国史诗学培养了一批研究者。到20世纪末，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已经走过了近50年历程，在资料搜集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理论研究仍相对滞后。有感于此，钟敬文曾表示，“各民族的前人能创造那么伟大的史诗传统，如果我们不能说明它，不能作出相应的学术阐释，那就惭愧了，也对不起前贤的努力”。
从口头传统理论视角展开研究
在文本形成之前，一些史诗曾作为口头艺术长期流传。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着手口头传统理论的系统建设。至今仍以活形态的口头演述方式传承和传播，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等中国学者，开始依托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尤其是形态多样、活态传承的口头史诗资料，以口头传统理论视角研究中国史诗，进而作出了众多理论建树。通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成果显著，在海内外学界影响力也日渐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认为，口头传统理论和方法论的引入及其本土化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深化了中国史诗研究，不仅为学科化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也为学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进而对相邻学科产生了影响。
冯文开介绍说，中国学者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对口头诗学理论进行吸纳、转化和本土化，在研究路径上给中国史诗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带来了一种范式性变革，使中国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由书面转向口头，进而延及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换，为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打下了基础。他还表示，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历程的总结与反思，能够为今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它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史诗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中国史诗学学术自觉的建立，推进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与国际史诗学更好展开对话与交流。
在田野中，《格萨（斯）尔》《江格尔》等史诗是“唱不完”的。根据这些史诗演唱的性质，学者认为，通过理论构建，探索这些唱不完的史诗表演背后的法则特别重要。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傲东白力格提出，构建科学的中国史诗理论是目前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04月27日 07:48
【本文责编：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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