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郁喆隽，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本科毕业，两眼抹黑。家长托人，得一职位。到手三千，早起晚归。升职无望，贷款不背。房价翻番，意冷心灰。心无所属，亦无人追。下班回家，键盘如飞。发际升高，渐突腰椎。调整心态，才能OK。若不看开，自杀高危。善哉善哉，我佛慈悲。”
——知乎网民“王启超”
人生起起伏伏，是否可以看破红尘，放下一切？当下流行的“佛系”现象令人不免想起前几年的两个事件：北大“数学天才”柳智宇出家；“林妹妹”陈晓旭在去世之前，选择遁入空门。我们没有必要对个人的人生选择进行任何评判。但是，媒体和民众的反应却是耐人深思的。绝大部分人陷入了一种疑惑：他们怎么会这么做？与其说这是在质疑，还不如说媒体、大众和学界三方都陷入了一种“失语”状态。这种“失语”在二阶的意义上，应当引起反思——当下的社会为何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源，来对“佛系”进行同情之理解？本人将这种状况称之为“单通道社会”。以下尝试借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资源，来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
“单通道社会”中的焦虑
要讨论“佛系”，不能将之作为一个独立的现象，而必须要考虑到佛系存在“背景文化”。宗教社会学理论提示我们，如果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伦理选择与社会背景文化存在较大的张力时，个人加入这些群体的投入与回报必定是成比例的。“佛系”之所以引人关注，恰恰是因为它与社会背景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差。就好比在姹紫嫣红的底色上面，有了少许淡雅之色。只有当底色并不淡雅的时候，那一小片淡雅才会被凸显出来。
如果在几十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社会，或者用北欧福利国家的视角来反观今天的中国，你一定会觉得，当下的中国人是格外努力，甚至是非常“拼的”——从全民炒房炒股，到万众创业，每一波努力都让前一波黯然失色。当下的中国社会，名利与机遇齐飞，亢奋与焦虑并存。这就是我讲的“背景文化”。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章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资本主义起飞阶段的过程：“有一天，悠闲状态突然被摧毁了。……这样一来，一种‘合理化’进程会一再出现：不进则退。在激烈竞争开始之后，田园牧歌一去不返。……往日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让位给艰辛节俭。一些迎头跟进的人就能出人头地，……而按照旧方式生活的人，势必处处掣肘。”这段“不进则退”文字也可以很贴切地用来描述当下中国的状况。当下中国社会的“底色”是绝对上进、努力和拼搏的，好像打足了“鸡血”，而绝不可能是佛系般淡然的。
但是有必要指出的，不进则退也意味着一种消极的“不得不”。当下中国社会的“上进”，略不同于欧美的成功学，其中带有诸多无奈和无力。更多的人处于对失败的恐惧，而不得不力争上游；因为缺乏足够社会保障，很多人对未来感到焦虑，不得不去争取一般意义上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整体谈不上对失败的不宽容，而是应当说，或是无法承受失败的后果，或者人们在现有的文化资源中找不到面对失败的精神资源。
这样一种文化资源的“匮乏”反过来又加强了那种“不进则退”的紧张感。所以，我将这种社会文化形态称为“单通道社会”。拼搏向上取得成功的努力能够为社会整体承认并褒扬；即便是拼搏失败，依然值得期许。因为如果不放弃，下一次可能还会成功。反过来，放弃努力，随遇而安会被是“不求上进”。而如果真如“佛系”那样怎么都行，可能就要遭到唾弃了。一言以蔽之，只许成功，不准失败。社会缺乏一套真正意义上行之有效的退出或退步机制。真正的放弃的人，甚至无法被看见，因为他们被体系性地忽略了。
进退自如：还有“出世”可能吗？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宗教社会学》中，对世界各大宗教应对世界（俗世）的立场进行了“理想型”（ideal type）式的分析。认为，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采取的是积极改造世界的态度；中国的儒家则是积极适应世界；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印度教则试图逃离世界，采取消极冥想的方法来把握世界；而古希腊哲学、科学对世界采取消极肯定的立场，试图从理论上把握世界。
在笔者看来，这几种可能不仅是对世界宗教的伦理取向的分析，还是个人生活方式的几种可能性。虽然一个文化整体上会呈现出某种特质，但在其内部应该有“进退自如”的可能性，或至少提供暂时的、个体的“例外”。这样，个人才会有一个精神的缓冲地带，不易触底。
如果我们再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来衡量一下当下社会，也会发现一种明显的文化断裂与扁平化。传统中国的精神世界无疑更为立体：在公共事务上“外儒内法”，在信仰方面则是“阴阳表里”，而在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即韦伯意义上的ethos）上，古代文人往往采取“进儒退道”或者“表儒内佛”的双重结构。
牟钟鉴先生说:“儒道互补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一阴一阳，一虚一实，既对立又统一，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时保持着一种平衡，避免走入极端。在此基础上，有佛教文化进入，形成三教之间的互动，更增加了中国文化的灵性与超越精神。”儒家主张刚健进取，积极入世，重视社会人伦，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而道家倾向于返璞归真，追求个体逍遥，顺应自然。若一味进取，不知全变，一旦失意或身处逆境，就容易失去精神依托和心理平衡。
可见，在进取之余，尚需回旋之处，放能进退自如。得意时可意气勃发，失意时亦可悠然自得。关键是要有一处精神“桃源”。不仅如此，儒家和佛教思想可以分别应对不同人生处境。“儒家学说主要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成为君子、仙人、圣人，为此它强调在现实生命中去实现人生理论，追求人生归宿，也就是要求在现实生命中进行向内磨砺，完善心性修养。……佛教是教人如何求得解脱，成为罗汉、菩萨、佛，为此它强调修持实践，去恶从善，摆脱烦恼，超越生死……”儒佛两家分别提出了理想人格的理论基础，并能够相互互动互补。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频谱出现了明显的“窄化”，佛家和道家的精神很少体现在一般民众身上。这可能是传统文化断裂的表现，也或许是特定世界观教育的结果。而对佛系现象的“失语”，可以被视为一个文化窄化社会在再度逐渐放宽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无所适从。
整体而言，当下的佛系现象本身并不“丧”，也不“颓废”，或许很快会被更时髦的话语取代。但它对中国当下的思想市场提出了一个挑战：除了心灵鸡汤之外，除了生活美学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慰藉人们的心灵？这才是当代人要处理的大问题。
拒绝标签化：“代内差”大于“代际差”
如果我们还能够用一两个关键词来把握一代人的文化特征的话，说明这种文化还没有充分地多元化。反过来，一个社会中的文化元素如果足够多元和丰富的话，它是很难与一个简单的外部变量（例如年代、年龄）高度重合的。我们虽然可以便捷地用代际差异来进行现象描述，但这很有可能是一种过度归纳。更不用说，“次元差”等文化差异并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代际差”。
虽然面对种种阻力，但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在一元走向多元的文化状况过程中。如果这一趋势不发生逆转，未来我们将会看到愈加明显现象：代内差异大于代际差异。在和年轻大学生的接触中，我已经感受了到了这一点。95后的学生几乎很难用若干个标签来界定。他们代际之内呈现出来的差异，远远大于90后和80、70后之间的差异。每个人越来越多地投身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例如体育、电子游戏、电影、小说、二次元等。
面对这一趋势，以往的一些思考方式和定势将逐渐失效。例如，我们不能再用家长式的身份，来评判年轻世代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换言之，作为私人身份的“家长”将极大地妨碍学者对新文化现象的理解。在此，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告诫犹在耳边：学者应当试图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做出“解释性理解”，而不要首先对其进行评价。带入了个人价值和世界观的评价，可以用于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但对一个学者而言却是无效的——它既不能直接地改变年轻一代的价值与行为，更有可能会妨碍对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因果的阐释。
其次，所谓“主流”和“非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二分或许也正在逐渐消弭。社交网络毫无疑问加剧了一种众声喧哗。不同的亚文化似乎存在于平行宇宙中，相互无法对话和化约。传统的“主流”文化正在逐渐失去其覆盖范围和影响力。更为关键的是，传统的“主流”文化在面对新兴文化时，正在失去其理解能力和话语能力。以政治或意识形态权力来强推某些传统“主流”话语，在短时间内或许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长时间来看，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它可能使得传统“主流”日益边缘化，在继续良好的感觉中，自身沦为多种亚文化中的一个。
“佛系”言语行为：表演中寻求归属感
由于“佛系”现象主要在是在社交网络中传播的，因此也要试图理解网络语言的特征。笔者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佛系”仅仅是社交网络中的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还没有落实为任何具体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宗教社会学带来的一种启示：任何伦理必须在其承载者中落实为具体生活方式，例如具体的选择偏好、仪式礼仪、共同体生活导向时，它才能进入社会现实，发挥其社会功能。因此，我们也有必要从功能角度来反思佛系现象。
当下社交网络的中年轻人的言语行为充满了自黑和反讽。佛系的表达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沸系”（佛系的对立面）的消极抵抗或暧昧嘲讽，甚至带有强烈的表演性。这种表演性并不意味着某种不真诚，而仅仅是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社会中，寻求某种“共在感”和参与感的替代方式。因为，即便是在高度原子化社会中，陪伴（companionship）与认同（identity）依然是人的基本社会心理需求。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式微的条件下，任何带有标签感的文化传播行为——例如点赞和弹幕——都可以带来这种陪伴和认同感，甚至是短暂的强烈归属感，即便当事人并没有自主地意识到这种补偿机制。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艳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