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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民俗主义在当代饮食文化创意中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民俗学家康拉德·科斯特林认为，“民俗主义产生的背景往往是一种地方文化面临危机，人们为了寻找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文化认同才会去重塑传统。所以，民俗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理疗机制。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与陌生人的交往或者旅游业的兴起，而是有它群体内在的需求在起作用。这种需求根本上来源于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带来的人与传统的异化以及失去家乡(即乡土生活)之后人们的失落感。”
在大肆渲染天然之味、宣扬手工特色的《舌尖》中，其选取的个例均是一个个重新被挖掘甚至改造过的脱离了原始语境的传统。它将原本的风俗习惯提取出来作为“表演题材”，并进行引人注目的对民俗现象的运用”，究其“文化再产生”的源头，正是因为城市中产阶级身处钢筋水泥建筑，缺失乡土之乐，流水线式的快餐食品让人产生厌倦。对于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几乎在现实生活中所吃到的所有食物，都是加工后的产物。人们在经历恐慌、怀疑之后愈发精挑细选，食物也愈发得不到信任。而《舌尖》中的一切食材和原料均取之天然，人们越来越觉得乡野之物是安全、自然、无污染的代名词。“老字号”“手工制作”更是博取观众的好感，人们认为只有于翻统的才是美味与纯正的。然而，正如本迪克斯所述:“一瓶番茄酱一旦被标上‘纯正’的字眼，也就失去了其特别的意义了。”对《舌尖》的追寻更多地发生在城市中产阶级身上，这也并非没有原因。他们长期居于城市，喜好乡野之趣者有之，旅居异乡怀念乡村生活者有之。改变了语境与生产方式的人们，在记忆的美化之下，心中总有一份挥之不去的乡愁。因此，《舌尖》热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选取的对象恰好成为城市居民的情感出口。
可是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乡村早已摘下了贫困的帽子，民俗也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逐渐变异甚至消失，如今的乡村早已不是过去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地而食、掘井而饮的传统乡村，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空调、汽车在许多乡村都已司空见惯，古老淳朴的茅草房也已被贴满瓷砖的新房所代替。
但在《舌尖》中，我们几乎未曾见到过现代建筑、自动化设施或高科技用具，反而是青砖黛瓦的传统民居、颠簸坑洼的土路以及古朴乡土的饮食器具经常遇见，根据季节耕种收获更是无可更改的事实，食俗延续至今依然保存完好。《舌尖》还原了人们的回忆，这些画面搭配着原始、传统、天然、古老等解说词汇一同出现，给观众带来一种错觉—当代城乡尚属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乡村依然保持着都市不具有的传统与淳朴，依然拥有着乡村独有的绿色天然与纯手工，这些观感均是《舌尖》的创作者们以满足城市消费者此类想象为目的，对客观的本真性进行舞台化改良之后的结果。
同时，民俗主义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舌尖》也不例外。《舌尖》对祖国各地美食都满怀感情地赞美，而在展现内地美味的同时，更是特别拍摄了台湾、香港的食物，营造出一种海内外同胞一家亲的归属感。
这样一部以“吃在中国”为主题的纪录片，却以明晰的国界划分了食物，通过食物和家乡的味道，将观众与乡土、家乡、祖国、土地等民族主义观念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诸多观众在观看《舌尖》之时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地域认同，《舌尖》在用食物抓住观众的食欲和“胃”的同时，也抓住了观众的“心”。俗话说，要留住一个人的心，就要先留住一个人的胃，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民以食为天，这部纪录片在将食物和乡土、祖国联系起来的同时，也把乡土、祖国与每一个个体最与生俱来的欲望(胃口)联系了起来，从而如春风化雨般潜移默化地把五湖四海的中国人联系了起来，吃成为华夏子民相互认同的最强固的纽带。
《舌尖》说明了一个道理:民族，就是能够分享同一种家乡味道的人。客观地看，《舌尖》的民族主义诉求是毋庸置疑的，拍摄祖国各地的美食，自然会建构出一种大国形象和地域认同。
在观看《舌尖》的过程中，人们不难对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产生强烈共鸣。可以说，《舌尖》是“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传播国家形象、寻求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
（文章来源：《教育传媒研究》2016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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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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