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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生保文章中首先提到了现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的一幅唐五代“双鹿佛塔”剪纸，这是一幅由双鹿与塔组合式的剪纸。其二是现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对折式“佛塔剪纸”，即伯希和编号P.4518-38藏品，根据剪纸实物上的题记文字，所属时期应为晚唐、五代时期的作品。其三是大英博物馆珍藏的一组四幅唐代剪纸，其中包括一幅“双鹿佛塔”剪纸，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双鹿剪纸”似同出一人之手，另外三幅是“小佛塔剪纸”。其四是1996年4月在日本展出的“丝绸之路大美术展”，其中法国伯希和收集的敦煌藏经洞出土佛教艺术品中有两件镂空剪纸菩萨，一件为水渦纹背光菩萨，约唐代，一件为持幡飘带菩萨，约五代至宋。其五是日本讲谈社出版《西域美术》三巻本中，第三卷中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五朵纸花，一件剪花图样。
谢生保提到的敦煌第二批出土的剪纸，是20世纪末莫高窟北区洞窟发掘出土的，莫高窟北区有200多个洞窟，大部分为前代废弃的残窟。北区经过多次的发掘，最后确定为“莫高窟历代僧人的生活起居窟、修行坐禅窟、死后埋葬窟。”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中公布了出土剪纸实物9件，均出土于唐代埋葬僧人的瘗窟中。这9件剪纸实物包括：圆形纸线2件、垂帐形剪纸1件、联珠忍冬形剪纸1件、忍冬形剪纸1件、梅花形剪纸1件、联珠形剪纸2件、云朵形剪纸1件。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陇县原子头》发掘报告中，记录了唐代墓葬出土使用的陶塔式罐上留有剪纸的遗痕，“盖塔七层，高塔体较粗，上下收分不大。塔顶圆尖，檐圆弧，底层较高，外斜至沿……无彩绘，腹部粘贴剪纸图案，分别为圆形，橢圆形团花，以菱形图案间开，大部分残缺图复原后的四幅团花。陇县原子头唐墓出土的墓葬用剪纸，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原地区最早的剪纸实物，也是真正剪纸意义的民俗艺术品。
四、早期剪纸的文化类型及其形式
纵观古代丝绸之路沿途不同地域遗留的剪纸实物，我们可以根据考古发掘信息，初步判断古代早期剪纸的基本文化类型。现在我们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文献资料，把丝绸之路早期剪纸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丧俗剪纸：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剪纸，均用于丧葬习俗，剪纸的形式类型主要是折剪方法的团花，出土的团花已是成熟的团花类型，团花直径约在25厘米，其中两幅花饰纹样团花为土红色纸、两幅动物纹样为土黄色纸。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团花与今天的团花折剪形式完全相似，只是纹样造型偏重几何形风格。
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发掘出土的剪纸，也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剪纸同属于丧俗剪纸，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剪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串状相连的圆形纸钱；一种是长方形的纸幡或剪纸残片。由于莫高窟北区出土剪纸的石窟（第43、47、48窟）被发掘者确认为瘗窟，所以，这些属于唐时期石窟里的剪纸遗物，应该是用于僧人埋葬时的纸制冥器。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通常纸制冥器在丧俗最后会焚烧掉，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的剪纸是没烧毁的现成品，这是僧人备用的，还是僧人为莫高窟香客制作的；二是需要考证僧人的丧俗是否也像世俗人的丧俗一样，使用纸钱与引魂幡等纸制冥器。
宝鸡陇县原子头唐代墓葬出土的陶塔式罐上的小团花剪纸，属于在丧俗冥器上张贴使用的剪纸，尺寸不大，这四幅剪纸分为三种形状，一是圆形小团花，八折花纹，直径9.5厘米；二是两个菱形小团花，四折花纹，直径6.6厘米；三是楕圆形小团花，对折花纹，横长11厘米，高9.4厘米。
2.功德剪纸：
谢生保把流失海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佛塔”“双鹿佛塔”“菩萨”等剪纸和纸花，归属于功德剪纸，判断其是用来敬供佛神的。他认为“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历经魏晋至南北朝时，佛教已与中华文化和民俗相融合，民间剪纸艺术染上了宗教色彩，参与了佛教民俗活动。剪纸艺术在佛教民俗活动中有两种途径：一是在佛教节日集会时，佛教僧人用剪纸作品彩花、彩幡、庄严佛堂，装饰会场。二是在佛教节日集会，信教民众把剪纸作品，当作礼敬佛神的供品。（2）
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宗懔记载的农历七月十五佛教盂兰盆会上的剪花饰，即是功德剪纸的早期形态。礼佛的“剪彩”不单是平面化的剪纸，还有用剪纸和纸艺做的纸花与彩扎。敦煌没有出土彩扎，但后世佛教祭祀仪式中对彩扎的使用还是十分普遍的。陕西、河南、河北的一些乡村，至今在佛教相关的祭祀活动中仍然保持着仪式中对剪纸、纸花和彩扎的使用。在敦煌至今还延续着农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又称佛诞日，是释迦牟尼圣诞日。关于四月初八为浴佛日习俗，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和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都有记载。清雍正年间常钧《敦煌杂钞》云；“千佛洞在城南四十里……四月八日户民为浴佛之会，香火称盛。”道光年间《敦煌县志》云：“夏四月八日，千佛洞菩萨盛会”。
3.人形招魂剪纸：
《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中记述了该地区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人形招魂剪纸，阿斯塔那（三堡）和哈拉和卓（二堡）两地共发掘了五十六座墓，阿斯塔那四十二座；哈拉和卓十四座。人形招魂剪纸是在第三期盛唐至中唐的墓室中发现的，“这一期墓葬中还出土有寓意招魂的人胜剪纸和纸钱、纸鞋、纸腰带、纸冠等。”报告中对人胜剪纸的说明：“《全唐诗》卷八载杜甫《彭衙行》有‘剪纸招我魂’句。纸人数恰为七枚。《荆楚岁时记》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采为人。’”
发掘报告中“人胜剪纸”的纹样是齐头向上的，下面两个分叉似脚。但许多人在图书及文章中使用是倒过来用的，把分叉作为头饰，下面齐头为脚了。报告中借《荆楚岁时记》中“剪彩为人”的记载定性此剪纸为“人胜剪纸”值得商榷，一是《荆楚岁时记》中“剪彩为人”的习俗所指是正月初七，是为南方楚地年节习俗，其与西部新疆地区的丧俗没有可比性，也没有民俗上的文化联系，所以，把墓葬中的似人形剪纸称“人胜剪纸”不妥。另外，这七个并列的人形状的剪纸，报告根据杜甫《彭衙行》的诗句，即定为“拉手娃娃”相似的招魂剪纸，同样需要更具丧俗相关性和考古相关性的材料支持。在这里需要警惕纹饰符号的相似性并不构成文化意义上的相同性，没有相关具体有针对性的文化信息与习俗生活信息的支持，简单的结论往往容易望图生义地主观臆想，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丝绸之路沿途发现的早期古代剪纸，呈现出比较成熟的剪纸艺术形式，这些剪纸艺术形式也反映了一定的原初文化使用功能。根据出土的剪纸实物我们把其梳理为以下几类艺术形式：A.团花类形式，其中包括圆形、夌形、楕圆形。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三堡出土的团花残片，宝鸡陇县原子头唐墓出土的小团花；B、单折对称纹样形式；C.不对称单独纹样形式；D.垂帐形纹样形式；E.圆形纸钱纹样形式；F.剪贴式纸花形式；G.多折式横列纹样形式。综观这些千年前的剪纸样式，已经成形了今天剪纸的主要类型和功能形态，我们今天剪纸的主要折剪方法和纹饰构成，基本延续了早期古代剪纸的传统。所以，中国是世界剪纸的原乡与发源地的明证，即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考古发现的这些早期剪纸实物。从二千年前汉代造纸术的发明与传播，到发现的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生活中使用的剪纸遗物，中国在纸的文明领域为世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的造纸术与剪纸都影响了世界。
更为神奇的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今天我们在发现古代剪纸实物的地区，发现了仍使用于不同民族生活中的剪纸遗存，这个发现使我们把历史与当下连接了起来，从当下活态遗存的剪纸中，我们看到了剪纸的历史的影子，看到了古今对应的剪纸文化形态。
在新疆的吐鲁番葡萄乡巴格日村、哈密地区的回城乡沙枣井村，这里都是维吾尔族村庄，我们在村庄里看到了仍在使用的剪纸花样。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堆齐牛录乡，发现了锡伯族的剪纸花样，这是一个从东北辽宁地区迁徙过来的民族，在辽宁原乡的锡伯族生活中，剪纸已经消失了。在新疆的锡伯族的移民地，剪纸被保存了下来，移动的文明记录了文明。新疆的木垒县、巴里坤县、民勤克县的哈萨克村庄，也发现了用于地毯纹样的剪纸花样。
在陕西宝鸡地区的三区九县的乡村，习俗生活中仍在研习着剪纸的使用，其中包括的剪纸类型有窗花、门楣花、神龛挂帘花、顶棚花、炕围花、墙花、酒壶花、碗花、筷子花、灯花、纸扎。还有巫俗使用的剪纸、宗教习俗使用的剪纸、农业生产习俗使用的剪纸、乔迁新居使用的剪纸。剪纸在宝鸡乡村中使用得如此广泛，体现出古代剪纸发现地，剪纸文化底蕴的深厚以及文化传承的久远。更为神奇的是，宝鸡剪制方法、艺术形式和风格，和千年前陇县原子头唐墓出土的剪纸一脉相承，尤其相似的是，小型团花类剪纸及功德类剪纸与千年前的剪纸遥相呼应，如出一辙。从宝鸡地区，剪纸里的千年历史传统绵延不绝以及文化相似的现象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农耕文化在底层村社文化中的传承的稳定性及文化认同的久远性，这也是我们认为中国剪纸作为活态文明剪纸的因素之一。
从陕西宝鸡至新疆吐鲁番地区丝绸之路沿途古代纸文献与剪纸的发现，也在传递着一条纸文明传播的路线信息。当然一个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和传播，都不会是孤立进行的，其关联着复杂的社会实践与文化生活的需求原因，如古代纸文献与毛笔和社会需求的书写传统的关联；剪纸和剪刀与日常习俗生活的关联。因此，理解与认知毛笔和剪刀这两类最基本的文化工具，成为理解书法与剪纸这两种艺术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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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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