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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到叙事》王彬著
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王彬的《从文本到叙事》，无疑是一部富有启发性的文学理论新著。考察《从文本到叙事》中文本与叙事的关系，容易让我联想到形体与表情。如果说文本是形体，那么表情就是叙事。形体无论套上什么样的衣服，形体永远是形体，但表情不一样，喜怒哀乐尽在其中，它是灵魂和精神的一种外化。作者立足于文学创作的要义和原理，构建了本土的叙事学新体系，形成了当下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立存在和新范式，其贡献显而易见。
首先，《从文本到叙事》从学术层面拓展了文本与叙事的新界面，推进了叙事学的发展，其中揭示的“叙述集团”“第二叙述者”“滞后叙述”“动力元”“时间零度”“清晰或模糊的场”“漫溢话语”等一系列新观点、新理念，精准而又明晰，既吻合文本的本质特征，又富含探索精神，对于我们审视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叙事指向、叙事脉络有借鉴作用。作者站在叙事学角度，不仅对中外文学的文化理论源头和分支进行了逐层检索和梳理，而且从中外文学作品、文学创作的立场、观点、现象、事例出发，借此考察文学创作中的普遍性特征和个性差异，有的放矢地直指当下文学创作在文本和叙事层面的症候，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盲区。
《从文本到叙事》围绕叙事视角的不同“站位”方式，提出了构架合理文本的种种可能性，捍卫了文本和叙事作为文学作品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秩序和审美尊严。当下文学批评往往越过叙事分析，直接谈论文化意识。很多批评文章由于缺乏叙事学的功底，忽略了关于叙事的微妙分析而流于空疏。因此，王彬的《从文本到叙事》对当下中国文坛，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实际上采取了文学历史与文学发展并行观察、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同步思考、文学成绩与文学问题交叉评析的方法，既观照到中外小说经典，又联系到中国当下文学发展的形态。也就是说，作者既充当了文学现场的观察者，又从局外反观文学现场，使这一命题拥有了文学现实的佐证，有利于我们站在文学理论的前沿重新反思这一命题。
另外，在论据的选择和说理的举例中，作者以《论语》《红楼梦》《水浒传》《喧哗与骚动》《城堡》《孔乙己》《杀人者》等大量中外、古今叙事经典文本为据，既立足于叙事学的语法，又聚焦于内在肌理。布局行文坚持了民族文化立场和论述方法，融春秋笔法于论证经纬，微观切入，宏观收口，体现了本土学术理论的独特审美。全文没有任何虚妄的附加、陈词以及当下学院派研究中惯常的炫技泡沫，显得清新隽秀，玲珑剔透，亦显美文特质，为当下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范式。此书虽然旨在分析小说文本，其理论要义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叙事文本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参照性。比如，《从文本到叙事》第二章中关于第二叙述者的阐述，非常有利于我们分析当下电影叙事的曲直和得失。
文学理论需要创造性和制高点，叙事学虽然兴起于西方，王彬把它转化为本土化的改造，拓展了叙事学的内涵与外延，达到了一种新的超越，从而彰显了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治学姿态，《从文本到叙事》的出版，意义深远。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18-01-10第8版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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