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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郝苏民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行，上午好！有这样一个好机会，是我们托了郝先生的福。郝先生能够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这四个学科融到一块儿来，让我们有交流的机会，特别感谢郝先生。郝先生这面旗帜不仅是西北的，也是全国的。
按照会议安排，我来讲讲民俗学学科。民俗学和其他学科比较，可能是一个有特色，但规模并不大的学科。特别是它没有本科专业，所以只是研究生的教育，因此相对其他几个学科，是一个比较小的学科，但这个学科，因为它是研究民众的历史文化传统，研究与民众生存有关的生活、情感或精神的一门学科，所以它的地位又非常重要。虽然民俗学学科比较小，但民俗学的学科史很长。
中国历史上一向有关注历史的传统，就是从周、秦以来，对百姓生活、社会状况的关注。从学科史上讲民俗学的话，从1918年北大《歌谣》学刊开始，已经有96年的历史，那么有将近百年的学科史。当然在学科史的过程中，我们民俗学是慢慢地扩大。在歌谣学开始的时候已经强调两点，一个是文艺的，一个是民俗学研究的材料。十年之后的1928年，中山大学《民俗学周刊》的发刊词里，顾颉刚先生就强调要从整体的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文化，要作全民的历史研究，这是1928年民俗学的宗旨。
到了1949年之后，钟敬文先生在辅仁大学、北师大、北大都开设民间文学的课程，后来改成劳动人民口头文学，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情况。到了1978年，在我们兰州，教育部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郝先生也参与了。在这个会上，钟先生提议民间文学教材的编写，并以此为主题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新时期的第一个民间文学高级研讨班，启动了民间文学在高等学校的课程建设工作，从此开启了一个民俗学发展的新的阶段。然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都开始开设民间文学的课程。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民俗学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上述高校相继开设民俗学课程，培养民俗学专业的硕士、博士。
1997年，国家学科目录调整的过程中，把民俗学调整为国家的二级学科。从国家的学科布局里面看，1997年的调整是民俗学学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把民俗学调到了社会学之下，这个调整从国家教育行政管理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清楚的划分，但就我们从业人员来讲，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现在民俗学科都分布在文学或历史学、社会学，或是其他的一些学科里面，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地位。我想，这个学科地位问题也是影响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到底民俗学学科是放在哪一个学科之下比较合适？虽然放在每一个学科里好像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的好处，但总觉得不是那么妥帖。
所以很早，民俗学者就呼吁说把民俗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但从目前来看，好像还不能变成现实。应该说民俗学它是很独立的，和其他学科不同的，它是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的一个学科。因为上层有很多学科，但到民间，这个学问就关注一个整体的生活习惯的东西。所以理想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但要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那下面的二级学科怎么建？钟先生1998年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大会报告，讲到民俗学的结构体系时，特别强调民俗学下面应该有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历史民俗学。理论民俗学当然讲概念、方法和学科目标。它还应包括应用民俗学，应用民俗学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实刚才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教授已经讲了，要有解决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民俗学要经得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民俗学中应用的部分在当代是特别有现实意义的。比如说我们讲城市化过程中民俗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到底怎么去继承，怎么去创新，哪些传统可以传承下去，哪些传统可能要中断，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历史民俗学是钟先生特别强调、特别提倡的，是中国民俗学科的一个特色。中国是一个重视文献记述的国家，有重史的传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因此我们有利用文献作历史民俗研究的条件。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上下层的社会整合，特别对风俗、世俗、民俗、礼俗都进行关注，所以很多的意见，很多早期的看法，这些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所以历史民俗学应该是作为民俗学的支学，是民俗学的重要的基础学科。民俗学理论、应用、历史三足鼎立。
我们经常讲田野，田野和文献应该是这个学科的两个翅膀，应该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因为对于文化现象的研究，必须去了解它的形成过程，这就是历史的研究。因为中国是有这样的学术传统，有这样多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作民俗事象史的研究与民俗学史的研究，那么这就是学科地位和学科完善的问题。
另外，今天我们来谈民俗学科发展和建设的时候，我想，还要考虑外部的学科协作和学科联盟的问题。像今天我们的学科分得很细，像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但我们很多的前辈大家，像钟先生、费先生、林先生他们那里本来就是综合的，当然他们也有重点关注的领域。但这些大人物不在了以后，我们失去了权威，也失去了这些大人物对学科的指引。当然我们有幸还有郝先生、乌先生这样的人物，当然还有民俗学界其他学科的中坚力量，一些“80后”(80岁以上的学术前辈)，他们在引导，但总的来说，我们今天的学科发展方向，其实不像以前钟先生、费先生他们在世时的那样有明确的学术指引，所以我们经常在学科发展的宏观考虑和趋势引导方面好像还是缺少一些特别的人物。另一方面，学科要发展的话，出来一大群从业者的话，还是需要权威人物的引导。在目前情况下，那我们要做好工作，我想应该充分调动各学科之间的协作意识，应该通过申请、承担国家重大课题的方式，把各个学科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攻关，来共同完成我们当前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些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因为在目前社会环境下，单一的学科很难解决复杂问题。比如说我最近比较关注礼仪传统的重建与传承建设问题。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什么方面都有礼仪，但我们经过100年的荡涤之后，我们现在很多场合都缺少合适的礼仪，包括我们开会之前和高丙中老师说我们是不是有一套开会的礼仪。其实我们生活的好多细节，都应该有礼仪，但现在的情况是好多场合、活动都无礼。那怎么办？我们社会要秩序化，那单一的民俗学能解决吗？很难。所以我们在申请项目的时候，应该有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学科的通力合作，既有一种历史的东西，也有理论和实践的东西。而且我们还特别缺乏实践、实做的方面。怎样去实现真正的学科目标，就需要我们几个学科联合攻关。假如我们这几个学科联合攻关，承接国家一系列重大的课题之后，那我们的学科地位自然会凸显。另一方面，我想应该建一个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学科联盟，假如我们可以做一个学科联盟或学科协作体，定期召开高校和相关科研单位的一些学科会议，研讨我们中的一些教学、科研中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都会大有裨益。我想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契机，一个好的开始。
假使我们暂时还不能作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与民俗学的四学科的联合，那我们民俗学自己也可以作学科内的协作。像我们民俗学会是有相关的专业分会的，但是还没有真正凝聚起来做这个事情。如果落实一个学科协作体，应该出版学科协作体的通信，来及时交换信息，进行交流。当然就民俗学学科来讲，本科生培养是很重要的，但我们没有本科，内蒙古师范大学敖其老师那儿有，但只是学院的部分安排，没有专门的民俗学本科专业。
最后，我们作为一个学术人，一个研究者，一个教学一线的老师，我们应该有服务社会的热情和能力。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关注现实，特别是民俗学，它是对民众文化进行科学认识和评价的学科，所以我们应该关注民俗文化的深层状态，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我们大变化的当代，我们应该有义务、有责任帮助、推动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和日常生活的秩序化。这种文化传统的重建和日常生活的秩序化，需要我们关注现实，需要我们有热情，不是在书斋里做学问，学问应该和社会结合。目前，按照中央十八大的会议精神，习总书记讲传统文化复兴的问题，是有很多课题可以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话，应该有服务现实与社会的能力。要具备这一能力就需要我们有学术积累和一种特定的学术眼光。当然，我们首先要具备服务社会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民俗学有九十年的发展史了，钟先生曾经称民俗学的早期研究为“描红”阶段。他说一九二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像描格子、写大字一样，在模仿着做学问，像学界的小草一样。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民俗学不是一株小草了，应该说是一棵大树，到了玉树临风的时候。所以说民俗学应该抓住这个时机，通过我们的重大课题，通过我们的学术著作，通过我们的人才培养，让我们的民俗学放出更新、更灿烂的光彩。谢谢！
（本文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01期，详细注解请参见原文）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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