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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民俗学学科的贡献研究
(一)神话理论研究
神话理论及民间文学研究是刘魁立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对于神话的实质、内容、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神话思维及代表人物他都曾进行过系统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有相当部分被收录到《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中，《神话及神话学》《神话研究的方法》《关于防风神话》《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学派》均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学派》从神话学派的崛起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谈起，论及格林兄弟发掘民间文学的具体实践及“人民精神”观点，详细论述了以格林兄弟为代表所创立的历史比较研究法方法论，指出格林兄弟学说、作品受到欢迎的深层原因。此外，对于民间文学的神话起源学说，他结合“比较神话学之父”马科斯·缪勒《比较神话学》这一民间文学研究专著中的著名公式“神话是语言的疾病”，以相当的篇幅给予了论述。在《缪勒和他的<比较神话学>》中，作者从缪勒的生平及学术背景着手，分析了马科斯·缪勒的跨学科知识背景体系，认为《比较神话学》既是一部语言学著作，又可被认为是一部神话学著作。根据刘魁立先生的观点，除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外，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者都可以将此书纳入自己学科的研究范畴之中加以考虑。《比较神话学》的中心论点认为神话核心及各类神明的原型都应归于太阳，即为“太阳中心说”。虽然“太阳中心说”已被绝大多数人所抛弃，但作者站在缪勒所处时代出发，认为《比较神话学》使用历史比较研究法并引进梵语对神话加以分析，扩大了研究神话的视角，其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具有前瞻性及可取性。
除了缪勒，以昆、施瓦尔茨、曼哈尔德、布斯拉耶夫等为代表的神话学派人物及主要思想，在《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中也有相关介绍与说明。
(二)拓展民俗学范围、深化民俗学认识
正如前文所言，刘魁立先生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划为包括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精神生活方面在内的3大类、24小类。这种具体分类，对于明确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深入研究相关民俗事项及解释民俗行为均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学界对民俗学学科的认识还存在着不小的分歧，这一分类标准对于认识人类社会自身、提升民族自我意识、凝聚民族情感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标准与方法。成文至今已有34年，但通过这一分类标准，民俗学拓展了学科的研究范围，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除了民俗学学科整体外，刘魁立先生还结合留学、工作经历及田野实践活动，从更为广大的视角出发，对民族文学进行宏观思索和微观分析，认为民族文学应面向时代的需求、不断开拓未知领域。关于民族文学问题，他曾提出了完善民族文学体系内容的“三个台阶”理论，认为应加强搜集、编撰族别文学史资料，将这一内容描述、说明和条理化；要重视民族间文学交流及文学影响状况；结合前两项工作，重新梳理真实的民族文学发展脉络。刘魁立先生极其认可民族文学的独特贡献，在《关于民族文学研究之二》中提出要转变对民族文学的一些错误观念。这些与民族文学相关的论著对于拓展民俗学研究范围、深化民俗学认识，都起到了思维解放作用。
(三)坚持民俗学服务于社会发展
对于民俗学学科，刘魁立先生一向重视其社会功能性，强调民俗学学科必须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无论是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或是民间民族文学，都融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对于民俗学的迅速发展，显得弥足珍贵。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发端于民族民主高潮“五四”运动，民族危机的加剧促使了民俗资料搜集工作及民俗学学科的迅猛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民俗学科得到了再次发展的宝贵时机，但也面临着诸多困惑；民俗学究竟为何物?其调查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属性、作用价值都有哪些?一系列的问题促成了对民俗学学科的大讨论，刘魁立先生曾言简意赅地指明；“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千百年来的人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并且以这种研究的成果来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这是历史交付在我国民俗学工作者肩上的光荣任务。”这一段文字是他强调民俗学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最好写照，也是刘魁立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务实作风的具体体现。
(四)译介研究
70年代，刘魁立先生以其旺盛的精力，开始了大量的译介工作。拉法格的原始文化论著《列宁年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序幕》等著作的翻译，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合计200多万字。《序幕》这本小说描述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沙俄国内激烈的思想斗争状况，是研究当时俄国民俗思想的辅助材料。
1980年起，在协助毛星先生编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并顺利出版后，刘魁立先生对中国学界的现状进行了充分的思考，认为由于长时间与国外学术交流处于停滞状态，导致了学界缺乏参考和比较的参照标准，中国学者才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机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有鉴于此，“为了认识和分析当代外国的五光十色的新理论、新观点，我认为有必要以简捷的办法和较快的速度追视其历史，明了其根源，这样才不致于在这些时新论调的绚丽的外衣和炫目的光彩面前感到困惑莫解。”《原始文化名著译丛》于1985年开始出版，力求将欧洲民间文化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引入国内，供中国学者参考，进而在国际学术对话体系中获取相应的地位。
为了使学者们更易理解原著内容，刘魁立先生先后撰写了他阅读《原始文化》《金枝》等著作的认识、分析性文章《泰勒和他的<原始文化>》和《论<金枝>》，并以序言的形式刊印在书目之中。20世纪80年代，《原始文化名著译丛》等译著的出版，是中国民俗学界“放眼看世界”的创造性举措并深深影响了民俗学界的发展进程。
(五)促进中国民俗学的对外交流
1983年至2010年，刘魁立先生将相当一部分的精神放在了中国民俗学会的主持工作中，历任学会秘书长、副会长、会长。作为中国民俗学会成立的主要参与者及创会秘书长，刘魁立先生对中国民俗学会的发展，扩大中国民俗学在世界民俗学界的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4年，时任学会副理事长的刘魁立先生与日本、韩国口头传统研究最著名的学者稻田浩二、崔仁鹤共同创立了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为研究东亚民间故事传统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刘魁立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类型文本的形态结构分析》即是在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年会中提交的会议论文。该文运用类型学理论对“狗耕田”的28个文本进行了共时性比较并对文本形态进行总结，根据同一类型故事中的中心母题、母题链等单元，和类型、类型变体进行理论推断并绘制出该故事类型所有文本的示意图。这篇文章得到了日本著名学者稻田浩二的极力推崇并用“朝闻道，夕死可矣”表达对报告的认可。会议结束后，刘、稻二人通过信件，完成了有关《民间叙事的生命树》相关的多篇学术通信，构成中国民俗学界的一段佳话。
除了开展亚洲民间叙事文学相关的国际学术活动外，刘魁立先生还曾多次组织与其他国家、地区民俗学界的交流活动，先后接待了来自美国、匈牙利、南斯拉夫、日本、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蒙古等多国的民俗学家或民俗学调查团队，开时代之先锋。福田亚细男、邓迪斯、李福清、任东权、戈察尔、戈姆扎多夫、贺大卫等一批学界名流相继造访。这一系列的国际交流活动，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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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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