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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论蚩尤之苗裔”，其实是对上篇所涉及问题的进一步充实、拓展。作者运用甲骨文、金文知识，先从“禹”的早期字形出发，认为“禹”字“无论从形从声，皆为虫蛇之属，则夏王之禹即虫蛇，其物殆为种族之图腾，亦人王之圣名。”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分析“鲧”字，得出“鲧”为水族动物的结论。如此一来，“鲧”“禹”恰为同类，父子均以水族动物为图腾。嗣后又从鲧、禹的相关传说与典故、禹的居地、夏民族的族属等方面层层推进，以论证鲧禹父子为蚩尤之后裔、蚩尤实为夏民族之祖先。
总体来看，孙作云在《蚩尤考》一文中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文字学、古典文献学知识，旁征博引，其论证之繁复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作者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蚩尤族最早居于中原一带，其图腾为龙蛇；鲧禹为蚩尤的后代，蚩尤也即夏民族祖先；蚩尤不仅勇武强悍，而且创制过多种兵器，因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战神。
不过，尽管作者的论证层层入扣，但在材料的取舍与具体分析上，却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在中篇部分，作者在论证蚩尤的“战神”身分时，显然有意忽略了“九黎之君，号曰蚩尤”的文献记载，而是着意强调其“天下共主”“孔武有力”的一面。这种“选择性”的记忆与失忆，不能不令人对其学术研究背后的深层诉求产生探究的兴趣。
三 学术研究中的别样寄托
在孙作云抗战时期的神话学论文中，两个关键词尤其引人注意———“图腾”与“蚩尤”。前者是作者用来解读神话文本的理论依据，后者则是对中国文化的追根溯源。关于图腾学说的得与失，当下学界已有诸多反思性评述，此处不再赘述。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作者围绕后一关键词所进行的论述。
毋庸讳言，无论从图腾理论的运用，还是从资料的选择、论证的逻辑来看，孙作云上述论文中间有许多过度阐释、难以自圆其说之处。除前文所举文献使用中的“选择性”记忆与失忆外，又如在《饕餮考》一文“何谓缙云氏之不才子”一节中，孙作云首先从“缙”“云”二字的字音、字义分析入手，证明“缙云氏”得名于黄帝灭蚩尤之事，“缙云氏”即黄帝；接着又以十分肯定的语气断言：“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必为蚩尤无疑”，其依据是“不才子”在这里意指“乱臣贼子”。这种训释显然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不才子”和“乱臣贼子”之间，还存在明显的逻辑缺环。又如，为引出“黄帝得云瑞之传说，盖起于翦灭蚩尤之事”，孙作云找出旬始星之“旬”字的甲骨文字形，又援引孙诒让、刘鄂、王国维、唐兰等的解释，得出“蚩尤为旬始，实亦即云”的结论。但在此前发表的《蚩尤考》一文中，孙作云却认为“旬始为蚩尤，旬始亦为蛇”。
此外，孙作云认为远古时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诸部族以鸟、日、月等自然现象为图腾，只有黄河中游地区的各个部族以两栖动物及水中动物为图腾。不过后来的考古发掘表明，饕餮纹在距今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已经出现。依照孙作云的观点，饕餮便是蚩尤，蚩尤部族又以蛇为图腾，这是否意味着当时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蛇图腾信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与作者有关中国古代图腾社会的假说相冲突；如果答案为否定，又何以解释饕餮纹(亦即蚩尤纹、蛇纹)出现在以鸟、日、月为图腾的部族器物上?对于这一问题，孙作云恐怕难以作出圆满的回答。在笔者看来，孙作云上述文章的命意很可能别有寄托。
如果对中国现代神话学史有所了解，便不难发现，孙作云关于华夏民族始祖的叙述，与晚清以来知识界的“共识”有相当大的分野。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等论文，详细追溯了近代以来国内学界的“黄帝认同”及其思想根源。出于国族建构与民族认同的需要，许多晚清知识分子将汉民族的始祖追溯到黄帝，因此黄帝成为华夏民族的共祖。作为对沈松侨论文的回应，王明珂在《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一文中提出另一观点：近代以黄帝为共同祖源想象的中国国族建构，是一种延续性历史过程的最新阶段，其开端可以上溯至战国晚期，此时的华夏认同中，已将黄帝视为共同的祖源。如果将沈松侨、孙隆基等学者的立场概括为国族符号的“近代建构论”，则王明珂的立场可概括为“历史延续论”。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立论虽有很大差异，但共同点也显而易见：以黄帝作为华夏始祖，无论出于历史延续或近代建构，这一集体记忆起码在晚清以来已不断扩散、深入人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围绕黄帝的起源地，在近代中国曾有另一种叙述。早在19世纪末期，法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首倡“华夏人种西来说”，认为黄帝来自中亚，后来迁徙到黄河流域，战败了中原地区以蚩尤为首的土著族群，从而入主中原。由于这种学说塑造了一个作为“殖民者”的黄帝形象，给饱受外敌欺凌的近代国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因而传播到日本后，经由留学日本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章太炎、刘师培等的进一步阐发，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论述中，虽然出现“黄帝族———蚩尤族”“殖民者———原住民”等多重对立，但在视黄帝为华夏始祖这一问题上，依然与前述知识分子持同一立场。
可以看出，自晚清以降，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自觉，将华夏的始祖追溯至黄帝，已成为国内各界普遍接受的历史共识。从晚清革命派知识分子在日本所办刊物《黄帝魂》、晚清知识界对“黄帝纪年”的倡导，以及各类中华民族史性质的著作对黄帝浓墨重彩的书写，直至全面抗战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中央苏区政府不约而同地参拜位于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均可视作近代以来此一历史共识的延续。由此返观，孙作云在抗战时期的神话研究中另立异说，一再将华夏源头上溯至蚩尤，其隐藏于纸背的别样情怀值得探究。
与作为华夏共祖的黄帝形象相对，自近代以来，蚩尤通常被学术界视为西南民族的始祖，虽然这种追溯本质上也是基于族群认同的历史建构。在中原中心主义者的眼中，由于历代典籍中对于黄帝与蚩尤大战的载述，蚩尤通常成为野蛮、好战、失败者的符号化身。不过在孙作云笔下，蚩尤却呈现出另一种形象。尽管曾因凶暴而被北方的黄帝联合其他部落打败，但其身分依然十分显赫：他不仅是夏民族的始祖，而且也是一位战神。作为前者，尽管后来被商、周等后起民族所取代，但毕竟是夏禹的祖先，也即是整个华夏民族的根脉所在———这种文化记忆至今沉淀在“华夏”这一表述中。作为后者，在命途多舛的近现代中国，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笔者看来，写作上述文章时的孙作云，与晚清时期积极响应“华夏人种西来说”的章太炎等知识人有着相似的心理诉求。如果说后者通过塑造黄帝这样一位外来殖民者的祖先形象，从而将华夏与近代西方列强攀附上关系，以证明华夏也曾有着辉煌的过去的话，那么孙作云对蚩尤的追溯，则是重新塑造了一位作为华夏共祖的战神形象。作者的深层心理不难推断：尽管华夏眼下饱受日军蹂躏，但毕竟我们是战神的子孙，留着战神的血液，因而假以时日必将获胜。在前述《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一文末尾，孙作云写道：“吾人拥有如此悠久神圣之文化传统，诚可谓得天独厚，虽运值蹇屯，终必有否极泰来之一日，言念及此，能不奋然兴起者乎?”行文至此，作者寄托于“纸背”的心情已溢于言表。
结语
笔者写作此文，并非有意对孙作云的学术研究提出苛责。陈平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中谈到：“人文学科无时无刻不受社会人生的刺激与诱惑，学者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乃至政治倾向，都直接影响其研究的方向与策略。”说到底，在一个国破家亡、山河沦落的时代，知识分子借学术研究寄托自己的家国之思，很能引起后来者的“理解之同情”。笔者想提醒的是，在我们考察孙作云的学术研究时，应避免纯粹就学术而论学术的取向，尤其当我们的考察对象是一位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知识人时。对于这些知识人，在梳理其学术理路的同时，还应深入其内心世界，把握其学术表述中的“隐微修辞”。如此一来，我们对考察对象的心理脉络会有更为深入的把握；对其学术研究的评判才有可能返回历史现场，得出更加客观公允的结论。
（本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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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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