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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盘点2017年的年度关键词，“赋能”一定会名列其中。的确，无论商业逻辑上有着怎样的分歧和差异，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在这一年都开始清晰地通过“赋能”来表达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是的，历史的临界时刻来临——中国互联网巨头们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成功的同时，正在寻求以其自身的方式表达差异化的价值观，这当然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意义。因为，随着近年来以互联网为标识的数字经济的各种愿景、展望，不断地随物赋形般地涌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国民经济而言，它们甚至有了基础设施式的地位和影响。几乎所有领域都在以数字经济为方法被重新整合，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显然，文化遗产保护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不会例外。
只不过，即便是在今天，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一提起文化遗产保护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会给人刻板、保守乃至迂腐的老古董印象，而且似乎都是中老年群体所关心的话题，和年轻人无关。然而，近两年来，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所折射出来的一系列新鲜文化经验，却几乎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似乎已经是天然常识的既往印象。
从2016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到2017年的《国家宝藏》，新一代青年人对于具象为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巨大热情。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哪怕是在3、4年前，肯定是收视率平淡、无人问津，它的热播，超出了既往所有理论分析框架的解读范围。
那么，为什么在最近一两年内，会“忽然”出现这种在传统的主流媒介文化经验中所绝不曾料想的局面？这才是在这些热闹、喧嚣背后，我们所必须直面的深层次问题。
主旋律题材拉动收视率
其实，就在这一两年之内所发生的，使主流媒体惊奇不断的文化事件，远远不止《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新一代青年在这一波以移动互联网为标识的新媒体浪潮中，所迸发出的惊人能量，可能并不在今日所能评估和认知的范围。在2017年，主旋律题材《人民的名义》和《战狼2》，各自以碾压的优势，拿下了中国广电史、中国电影史的收视和票房冠军。“主旋律”成为了拉动收视率和票房的最大文化公约数，这是在19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广电改革序幕拉开的时刻，即便是抱有最大的乐观，也绝不曾预想的局面，而在这背后的最主要推动力量，恰恰来自新一代的青年群体。
更何况，新一代的青年群体通过移动互联网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娱乐领域，从“中国网民出征Facebook”到“小粉红现象”，他们正在以自身的方式介入到这个国家、这个世界的公共生活——而且还将日趋主流，更加主流，并且最终成为主流，这才是这一系列“魔幻”现象背后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问题。
如前文所述，对于这种独特性的评估和认知，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谨慎和冷静，不要急于做任何自以为是的廉价结论，因为只要稍微放大一下坐标，问题的复杂性就还会进一步呈现。
“油腻中年”“佛系青年”皆焦虑
时值岁末，有一则新闻让国内的新媒体读者们不禁小小的得意和戏谑一番。日本2017年的出生人口仅94.1万人——在中国没有几个省份会低于这个数字——创下了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低值。而且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作为AV大国，日本年轻人中的处男、处女率居然都超过了三分之一！对于国人来说，长期耳闻的日本“低欲望社会”，在2017年的最后时刻，以最直白的数字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当然，除了幸灾乐祸的心态，我们也不要过于乐观，日本的今天，会不会是我们的未来？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可能？这恐怕并不是危言耸听或者杞人忧天。从“油腻中年”到“佛系青年”，集中出现在2017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这些在新媒体上引爆的话题所暴露出的深深的内在焦虑感，其所反映的社会心理是什么，已经毋庸多言。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讨论文化遗产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和其历史纵深，才有了更为牢靠的现实抓手。尽管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鲜活的、翻天覆地的时代变革正在以新旧媒介迭代为表征愈演愈烈，但我们依然要保持足够的审慎和克制。因为，我们可能远未抵达今天的新的青年一代的真实面孔——在中国现有的近8亿网民中，有近80%是年龄未超过40岁的可以被归纳到青年范畴的人群，尽管90后也在自嘲中年，但那不过是他们自身焦虑感的外在显形而已；同样是这近8亿网民中，有近90%未受过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这个比例之高的确令人震撼，因为即便把统计标准换为大专，未达标者也高达80%，依然触目惊心；而且在这8亿网民当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比例多达80%——无论是文化产业还是国民经济，这个人群的真实增量事实上将怎样来推动增长，可能并未被他们自己所知。无论如何，这样的状况显然史无前例。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是观察未来社会的抓手
这一波以移动互联网为中心线索的新媒体浪潮，的确将媒介杠杆作用发挥到了人类迄今为止全部媒介经验的极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上述结构性变化才是这个大时代变局的真正根源。我们要加倍珍惜和重视当代青年群体所迸发出的包括对于传统文化在内的所有热情，因为就算不横向对比日本的“低欲望一代”，不参照在西欧、南欧等这些曾经的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触目惊心的失业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就算我们可以做到关起门过日子，其所连带的时代意义也足以触目惊心——在这一历史周期内，一方面，新媒体确实有可能为全社会的发展进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媒介杠杆放大效应也很有可能被利用、被操纵，起到阻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遗产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问题的意义和困境，其影响和辐射范围，就绝不仅仅在其自身的范围内，而将注定波及到文化、经济、政治等更多领域。
站在2018年的岁首，如果我们要以“赋能”——这些中国互联网巨头的价值观诉求为基点，不自量力地做一个尽可能的展望，文化遗产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问题，将是我们观察未来社会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抓手。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将藉此在商业世界的版图中完成自己的最后拼图——文化产业的彻底数字化到底有多大的商业前景，可能连它们自身也会始料未及——因为被移动互联网的媒介杠杆效应所撬动的中国新一代青年的历史势能，仅仅是刚刚展开。
无疑，对于中国新一代的青年群体而言，传统文化，是主旋律之外的最大的文化公约数。在未来，这个公约数的再整合和再建构，其所蕴藏的时代动能的蝴蝶效应，对于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乃至国家治理，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挑战和机遇。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腾云”2018-01-03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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