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民俗学学科建设

 

　　第二，非遗是应国家发布社会管理指标的权威性概念。对非遗的历史鉴定、现实资源利用率、教育创新和国民幸福感等方面，要补充社会管理的相关数据，特别是增加人文数据，进行对比管理和提升管理水平。

 

　　第三，非遗从概念到应用知识是一种连续知识体系，应将这种知识体系还给世界。它的功能有三：一是不依赖于工业物质资源消耗，故对今天人类滥用资源的反思有用；二是刺激对真非遗的识别与爱护；三是促进制度改革，建立中国化的非遗保护工作标准。

 

　　第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非遗的全面思考。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1)非遗传承的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的关系；(2)非遗向中产阶级转移的倾向，以往非遗向上层转移，宫廷享用，工匠提供；现代中产阶级在支撑非遗，因此要培养大学生。(3)国家管理中的文化保护对象，不仅仅是保护老人，更是保护非遗的生命力，因此要改革制度，改革的部分应更有利于人性化而不是工业化，如招徒制度，原产地制度、原工艺程序制度等；(4)非遗保护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共享和竞争，需要建立社会公有财富和多元特色文化的双观念。

 

　　第五，民俗的重要性在于有一系列精神性的符号和物品积累，被社会认同，有历史传承。保护传承民俗非遗需强调的有：(1)文化符号，世界遗产要符号化，非遗虽说“无形”但有符号；(2)故事符号是核心，非遗虽说“无形”但有故事；(3)手工技艺，不讲价钱讲价值；(4)节日非遗，节日是不怕浪费的人类活动，它不是靠销售挣名声，而靠对外传播挣双赢。

 

　　总之，中国是资源乏匮的发展中国家，以民俗非遗为例，应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将感情、感悟、责任、商企合法性，福利体系，由国家权威发布、有科学应用推动，都纳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然后附带发展非物质经济。

 

　　二、中国经济崛起推动担负探索世界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责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全面崛起，紧接着会迎来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的高度关注。此外，在当今时代，全球化经济网络覆盖各国、多语种网络信息混合发布、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留学潮流像伸开的十个指头一样伸向地球版图上的各个角落，这种种变化又都会反馈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与现代化社会制度体系的转型的文化阐释。非遗文化是其中之一。文化是根本，其落脚点就是大学教育。21世纪的大学教育不再仅仅是知识教育，它还是产生文化话语权的思想教育。当然，大学始终是知识生产的基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但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的巨大社会变迁、痛苦的战争创伤和自然灾害的种种灾难后，在构建世界跨文化协力发展的前提下，提升各国各民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多元文化话语权的教育，已成为对大学教育的新期待。应该说，20世纪以来，战后的和平教育、市场经济和高科技教育、世界化移民流动的文明礼仪教育、各国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价值教育等，这些都很重要，但还要在此基础上建设包容差异，同时能跨越差异而共享人类优秀精神文明成果的整体教育系统建设，这样才能彻底保护和传承非遗。经过中外学者20余年的努力，目前这种建设已不是一句空话，它的教育框架就是跨文化对话和多元协力发展。什么是跨文化对话?乐黛云认为，要认真讨论四个问题：(1)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悖论。普遍的观念才有可能相互理解相互合作，但普遍不能威胁特殊性的存在，应承认个别中的一般和一般中的个别。(2)保持纯粹和相互影响的悖论。文化之间要相互了解、相互促进才能够取得进步。但在现今世界背景之下，一元化的趋势逐渐明显，这有科技发展的作用，也有文化霸权的影响。没有对话就很难制止一元化的进程，很难终止霸权的存在。(3)自我与他者。跨文化对话中不要求一方服从另一方的想法，也并非完全的融合，而是让文化在自己的轨道上进行自我发展，产生多元性，双方都能直视其差异，这是跨文化的重要原则。(4)差异与间距的问题。差异来源于间距，但差异只是将不同文化进行了初步分类，间距则要研究思想的分异之处的合理距离与互动方式，这是跨文化的重要原则。怎样做到既跨文化对话，又能多元协力发展?金丝燕认为，一要探讨跨文化性的概念，提供文化个体或文化群体的放眼能力，这成为一条通往文化自觉的道路；二是跨文化研究提出主流文化与被主流文化所控制的，或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问题；三是揭示文化冲突各方的接触点，探讨各文化间的可能的联系、对抗、相关性、交流和互动。

 

　　中国历史文明中的儒家道德文化的价值及其现实性处于中西跨文化对话的十字坐标上，任何忽视这个核心的中国话语权构建都会失去内聚外吸的力量，非遗中的礼仪部分正属于这个范畴。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认为，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材料解释中国文化，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人不能跟着西方人的分析框架走，中国人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文化模式，即被纳入中国非遗之一的汉字书写。中国人从甲骨文开始，建立礼仪文明，形成治国方略，这不同于欧洲的宗教制和权理制，有值得欧洲学习的优越性。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中西思维逻辑的差异有关，这是彼此长期形成的因果律思维和关联律思维的差异。因果律思维属于结缘性的逻辑，结缘性的逻辑导致权理(juridisme)，权理的核心是私有制。关联律思维属于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引起礼理(ritualisme)，中国古代因低估结缘性，所以不用私有制，当然也不会彻底使用奴隶制，这种思维被用在制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在中国礼理思想传统的支配下，中国古代生产方式为封建集权下的井田制。土地私有制是战国时期法家废除礼理建立的。此后的两百年，汉朝恢复了礼仪制度，同时也因袭了前代的土地私有制，但中国的土地私有并未完成。中国后来的权理规则正是在这种未完成的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尚未进入封建帝国官僚体制，仅限于商人习俗，故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但始终未能制度化。中国的礼制是宗教制的化身，与祖先崇拜和家庭观念密切相关。礼由最初的宗教性文化发展为无宗教性的纯粹礼性的意识，成为国家治理的方策，这不同于欧洲的权理制。他的看法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不能忘记，正是这套祖先创造的道德礼仪文化，从丝绸之路起，已有千百年的输出史，结果走了曲折的道路。它曾被世界上爱好和平和崇尚文化的很多国家的哲人美化，也曾被近现代经济强国的长枪大炮轰击。连在中国文化内部，它也曾被引起怀疑。这一切所能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道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在多元文化教育中注意跨文化创新阐释的重要性。像蒋廷黻所批评的，中国清代皇帝们信守中国居于世界中心，反而引起了文化冲突。而当今欧美金元霸主国家要求各国把他们当成世界中心时，也会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这中间有多少受损的对象就是非遗。回到现代大学教育的心态上说，我们不要延续以往的民族志文化中心主义，不是去提倡封闭或半封闭社会的盲目文化优越感，而是要建立一种彼此尊重、包容差异、接受距离的道德价值观和整体知识体系。王宁指出，“‘礼’是体制与行为、思想的总称，‘礼仪’是在体制需要的前提下思想的外化行为。体制在国家层面，礼仪在个人层面。但两者都是思想的体现，不是机械动作。礼仪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已无法继承，但礼学中所反映的思想和理念是可以继承的，因为其中一部分带有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道德思想具有普遍意义，而且是中国式的。礼仪文化中优秀的思想传统可总结为八点：崇尚天然，追求人和，以民为本，亲仁善教，修身自律，权变致用，贴近生活，精益求精。现代人对传统儒家的礼制传统既要批判地继承，又要在法律的完善同时，重新建构”。总之，解决人类文化冲突的关键，在于共同恪守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人类多元文化的原生物，推行礼仪道德教育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伦理原则，而这种多元共生的新思想是人类的精神生命。它保留到今天的历史呈现就是非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