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笔谈·座谈

 

　　L：既然我们无法将美国的文化研究看作一个整体的网络，那么，当您面对一个文化现象时，如何展开思考？

 

　　G：我会做两件事情：首先，当我面对某个特定的问题时，举个例子可以是大众流行文化问题，或者我也写过关于儿童状态的著作，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找到任何可能的文献资料。这样的工作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很有困难的，但是我会尽力去做。我在准备写最近这本特朗普的小册子时，大概找到了大约500篇文章，看看这些文章是如何叙述特朗普的。我还会收集来自主流大众媒体、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电视等的信息。不仅仅是关于摇滚乐或者关于儿童的信息，我认为其中一些看似无关的信息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所收集的资料最初看起来并不成系统，例如在这里我会在电影里发现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行为的材料，在那里我可能又会在代际之间发现经济的变化。对我来说，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发生相关性，从而成为语境的一部分。实际上，我所想写的不是摇滚乐或者儿童境况本身，而是社会语境。其次，每隔几个月，我都会把我所搜集到的材料分类保存到电脑的文件夹里，然后我会经常地移动它们，这个与那个相关，那个又应该移动到这个文件夹里，如此反复地思考整理，直到我觉得产生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建构出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最近，我又有了一个关于特朗普的文件夹，特朗普现象与某种特定哲学的相关性，特朗普现象与网络媒介的相关性等，由此建构出来一个语境。无论我从什么样的入口开始，我都会这样做，逐渐使得我的想法变得深入和丰富。我可以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尽管终有一天我不得不停止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当我觉得我的思考足够有趣的时候，我需要把它写下来，让更多人读到。也许有人对这样的做法并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很有趣。

 

　　L：当您做完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建构出您的“语境”，开始写作时，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

 

　　G：我会从演讲开始，我所写过的文章都是在不断的演讲中完成。首先我更善于倾听自己的论点，并做出批评，在这一过程中，阅读自己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从而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论点是不正确的，我会为自己做一个心理的记录，所以在形成最终观点的过程中我的论点会随时发生调整和变化。其次，也因为我会去阅读人们的表情，从人们的表情中我寻找他们真实的想法。例如听到我的演讲，有些人表现出“原来如此”的豁然的表情，而有些人则表现出“胡说八道”的不认同的表情，然后在演讲的问答中，我会从他们当中收到反馈。这是非常老旧和浪漫的事情，但我觉得很时尚。我坚信面对面交谈的价值，我的老师凯瑞就是这样做的；我也坚信知识分子的人生就是在不断交谈中度过的，甚至是通过演讲的交谈。交谈与写论文、写博客、写评论是非常不同的，不仅修正了我的想法而且发展了我的想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L：在资本以其势不可当的力量在全球流动的今天，您如何看待文化研究中政治的抵抗和资本的收编之间的张力？

 

　　G：我觉得在当今世界没有什么完全纯粹的事物，没有纯粹的抵抗，也没有纯粹的批评，任何事物都能在某种力量之下被俘获。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书，叫作We Got to Get out of This Place，其中涉及了摇滚乐、新右翼的出现、总统里根等内容。在有出版商决定出版以后，出版社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我说好消息是什么？他说有一个大学要100本我的书，大概是作为他们上课的必读文本，我当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金钱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想着至少可以收到500美金吧。接着我问他坏消息是什么？他说，问题是这是一个基督教保守派的大学。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问我的老师斯图亚特·霍尔，他说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是无法保证那些被带进现有关系中不可预料的事件，你甚至无法预测你的文本所具有的意义，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使用你的著作可能是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或者是作为将来的一个策略，无论哪一种，你都要预料到你无法控制的事实。抵抗只有在不可能以想要的方式实现合作时才有价值，而这仅仅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抵抗过。抵抗的纯粹和完美总是其中的一部分，妥协和抗争总是在力量对抗中同时存在。斯图亚特·霍尔曾谈到抵抗和遏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抵抗中有遏制，遏制中有抵抗。生活就是如此，总是充满了抗争，不是一个纯净的圣体，也没有纯粹的抵抗。

 

　　三、文化研究的未来

 

　　L：2010年，您出版了一本名为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的著作，您用“只在过程中形成”预设了文化研究的未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G：这样说是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文化研究不是作为一个正确的理论而出现，而是作为一个行为来发现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因此，知识分子的研究方法也会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我举一个文化研究以外的例子，以我熟悉的哲学来说，我读了很多哲学著作，其中一些结论也很难懂。现在，哲学经常会阻碍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因此我们需要对哲学进行批评。我对此相当感兴趣，但是现在我想这其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就是人们倾向于将理论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而忘记了去回答“世界怎么了”的问题，这种变化在各种各样的理论交织中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理论可以告诉你世界怎么了，但问题是你想用哪一个理论，因为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也不理解的东西。我无法明确地告诉你未来的文化研究是什么样子的，甚至在今天看来文化研究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梦想和想象，但到它成为现实之前总要一步一步前进，这样才能走向未来。你知道，当我20世纪70年代回到美国大学时，没有文化研究的论文发表，也没有文化研究的杂志，而我成为最早的一批先行者。所以，只要有梦想，就有足够前行的动力，世界不停息地变化，对“世界怎么了”的问题的反复回答，使得文化研究也会长久地发展下去。我已经很老了，但你可以继续下去，这就是文化研究的未来。

 

　　L：我明白了，您去年访问中国送给我“welcome to world of cultural study”这句话其中还蕴含您对后辈和文化研究的希望。我知道您在到南开大学之前，先去了上海大学，离开南开以后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在您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交谈中，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文化研究？

 

　　G：我要小心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期待再次被邀请。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具有权威性，因为我对中国所知有限。首先就是语言的限制，显然我无法阅读中文。你知道，大多数中国学者都会英文，但是很少有美国学者能掌握中文。但就我的感觉而言，我第一次到中国最先熟悉的学者是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在那里不久我就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错误，我说许多研究媒介的学者误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化研究。然后我就意识到，媒介也是我研究开始的地方，其实这也是从伯明翰学派研究的起点之一。这是一条在当代和历史的中国语境中谈论文化的路径，所以文化研究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整个语境的问题。在我和陶东风教授、周志强教授的谈话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谈论媒介的方式不在于媒介本身，而是试图通过媒介来理解正在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他们所做的工作正是我所希望的文化研究。虽然我还不能充分理解中国的语境，从而进入到交谈和对话中，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再次到中国内地去。相比起中国内地，我对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了解要多一些，对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也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用英文写作。所以，对中国内地而言，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理解的语境，但是我的感觉是学者们试图弄明白在中国如何开展文化研究，他们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发展计划和努力，我非常欣赏和赞同。现在我想要弄明白他们如何建构语境，有关中国的语境我所知甚少。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所知道的大多数有关中国的语境大都来自于美国媒体，而我并不相信美国的媒体。我会把我所获得的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交谈”汇聚到一起，从而形成整体的感知。因此，我认为跨越太平洋的对话和交谈是非常重要的，而各国的知识分子将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