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类型和进路
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研究宗教，多数来说只是将宗教当做一个切入口，背后是对社会的关怀、文化的关怀，以及学科性理论的关怀。同样，当讨论中国宗教和中国的宗教这个议题时，这些核心的关怀也在他们的研究中。如民族与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宗教的研究中，现代性是一个绕不开的议题。简单来说就是当中国遭遇了西方、当中国宗教遭遇了西方宗教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的问题。无论是中国本土宗教的变化，还是从西方来的宗教进入中国产生中国场景下的天主教与基督教，都是现代性这一关怀所要讨论的话题。同时市民社会与民主的问题、中国与中国性的问题也是他们的关注点。换言之，他们的研究关注到底是宗教还是中国，这是一个有待考察和体会的问题。
而这就反映为研究者使用的两个不同的关键词：中国宗教和中国的宗教。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关系到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落脚点。讨论的是“中国的”，还是“中国性”，也有细微的差别。举几本书为例，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落脚点是society，研究的是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以及Laurence G.Thompson《中国宗教导论》，讨论的主要是汉人的民间信仰。Christian Jochim的《中国宗教》，这本书中把宗教一词加了复数，很有深意，理解上也有相当大的不同。康豹的《中国的宗教与其现代化命运》和欧大年的《当代中国宗教》，这里的religion都是一个类别式的叙述。而高延的《中国的宗教体系》，从书名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不仅存在宗教，而且宗教存在一个体系。
实际上，作为单数与复数的“中国宗教”，或者说religion还是religions，反映的是宗教作为一种类别还是作为一种形态的问题。宗教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作为一种个体的灵性信仰，这是对宗教理解和认识上的不同。社会学传统上是将宗教作为一种组织来看的，人类学会更关注个体灵性的层面。人类学家杨美惠的《中国的宗教性：现代性的苦痛与国家形成》甚至选择不用“宗教”，而是“宗教性”，并且是复数的宗教性。另外，剑桥大学东亚系周越在2005年出版了《灵验》，研究陕北黑龙潭的民间信仰，其关键词是doing religion。这种概念与术语上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各人对宗教的不同理解。
以下简略提及一些值得关注的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成果，同样也只是列举，而不是全面评述。从已有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大概可以辨识出以下几种类型：
民俗学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的民俗学传统中对华北民俗的研究为代表，尽管其研究实质上与人类学没有太大的区别，如高丙中、刘铁梁、岳永逸等。另外需要提到的就是对于东北地区的萨满研究，包括孟慧英、色音等。
历史学研究。历史研究的传统中主要关注的是宗族与地方传统，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厦门大学历史系的研究传统，如郑振满、陈支平等人及其弟子；如张先清的福建宗族与天主教的研究，陈进国的风水研究等。
民族研究。民族研究的框架下所展开的研究其实相当广泛，但基本上都是分族式的专门研究，特别是民族宗教史研究，例如民族大学系统中的研究。另外，国内对伊斯兰的研究也基本上在民族研究的框架内展开，尽管也开始出现一些人类学研究更多地讨论作为个人的灵性而不是作为组织的伊斯兰研究。
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所谓“回归世界宗教”。在过去30年中国宗教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文献主体显然还是民俗、民间或者说小宗教传统，庙会、香会等。但在最近10年有回归大型宗教研究的趋势，而这在过去很少见。这当然与国际人类学界的转向有关系。除了相对比较成熟的人类学伊斯兰研究之外，人类学基督教研究也在近些年中得到更多的关注。例如，加州大学出版社推出“基督教人类学丛书”，推动了国际人类学界对“基督教人类学”的研究。2014年，人类学顶级刊物《当代人类学》推出“基督教人类学特刊”，集中体现人类学界对基督教人类学研究的关注，更为明确地提出将基督教作为人类学的合法研究对象。
国内来说，除了民俗、民间信仰研究之外，人类学者开始有专门做佛教研究的，如龚浩群的《信徒与公民》。另外，云南民族大学郁丹出版了两本英文作品，Mindscaping the Landscape of Tibet和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in China，讨论主题是藏传佛教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伊斯兰研究方面，例如马强的《流动的精神社区》、苏敏的《制作清真》等。近年来人类学的基督教／天主教的成果较多，诸如曹南来的《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何哲的《城市中的灵宫》，孙晓舒、王修晓的《基督徒的内群分化——分类主客体的互动》，以及黄剑波的《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和《都市里的乡村教会》等。天主教方面的著作，除了前文提到的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还有张先清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王媛的《附魔、驱魔与皈依——乡村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以及蔡圣晗的《神谕的再造——一个城市天主教群体中的个体信仰和实践》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进路：即宗教学进路的宗教人类学与人类学进路的宗教人类学。前者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代表。这个进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是金泽和陈进国一起组织了五届中国宗教人类学年会，直接推动了中国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并编辑出版了同仁刊物《宗教人类学》。另一种是从社会学、人类学训练出发的宗教人类学研究。2014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成立了宗教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由庄孔韶担任主任一职。这些研究中宗教都是一个入口，旨在认识中国的社会文化，对宗教的研究基本上是更大框架的一部分。例如，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很大一部分是在讨论宗教的问题，王铭铭做的中国东南研究，很多也有关于宗教的讨论，但他们的最终落脚点显然都不在宗教本身。最近10年的海外民族志，大多是从宗教切入的研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关怀在于讨论“公民社会”问题。
这二者的关怀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宗教学进路的宗教人类学的落脚点，是把人类学作为研究方法，宗教是其真正关怀；人类学进路的宗教人类学，是将宗教作为领域，人类学，或者说文化、族群才是其真正的关怀。二者侧重点的不同在于，是将其作为调查或者研究方法的宗教人类学，还是作为研究领域的人类学宗教。有差异正好说明这两个进路彼此需要，而这也是陈进国、杨德睿、黄剑波等人近几年来合作展开“修行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意义所在，即如何彼此学习和补充，从而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做出一些有价值的贡献。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