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角度”分析方法的观点来看,我想要强调与观众长时间的私人交谈和对其生活背景的分析的重要。通过这种方法创造了一种新的互动式的人类学关系,这为我的田野调查和之后的分析带来了丰厚的成果。当我想要采访一些最热情的球迷(他们自称为极端分子),提到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的激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通常无助地环顾人群寻找采访对象的采访者,会发现自己被那些希望通过他将个人和集体愿望得以广泛宣传的球迷所包围。很多采访都会以“提到我们!”这样的要求结束。他们期望自己得到关注,增加自己的影响力,而一种方式是通过暴力事件使自己由不知名者成为公众人物。极端分子便是这样一种情况,他们象支持自己的球队那样激动地叫喊自己团体的名字。他们像对待自己支持的俱乐部那样在报纸中热情地搜集有关自己的文章。在意大利,一些球迷开办电视节目,他们的领袖通过节目在公众中获得了像著名足球队员一样的声望。这些球迷领袖将成功建立在其知名度上,而其他人包括足球运动员、公众知名度只是他们成功的结果而非原因。球迷领袖现象反映了现代社会一个关键要素——几乎与一切相关的知名度的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足球比赛本身及其对于参与者的意义。
三、足球:激情和地方身份
足球以它当今的组织形式——从地方和地区联盟竞赛到世界杯,成为一个公开表达集体身份和地方、地区间对立关系的广场。我们必须努力寻找对这种非常流行的基于竞争精神和肢体接触、展示了能力和忠诚变化的团体比赛的解释。每场相互竞争的城市、地区或国家之间的比赛都是一场以口号、哨声和分为“营”、“团”、“师”和“先锋”等级的旗帜为形式的战争。球迷群体的忠诚性作用不能解释比赛造成的紧张或暴力性的示威。
为了正确理解这种现象而避免误解,我们必须对这种戏剧性场面的本质提出疑问,在其中观众行为不断演变,期望对结果造成影响甚至改变——至少主观上有此意图。比赛中人群结党式的行为确是一种对特殊身份的认定,而这也是参与事件的前提条件。比赛中人们逐渐感觉自己成为场上队员,意识从“他们”转为“我们”,并从中得到满足。突然爆发的助威声、挥舞的标志、长篇的咒骂都是事件竞争本质的体现,而赋予其过分的意义是错误的。那么这些现象什么意义都不具有吗?当然不是。足球体育场是一个能产生集体意识(如诺尔伯特·艾利亚斯形容的:“对无法控制的感觉的控制”)、自由表达社会禁忌(如对对手的极端厌恶等)的场所。
换另一种说法,球迷的修辞方法既要在比赛之中也要在比赛之外的逻辑中去寻找。当球迷对一个对方球队的受伤队员唱“你必须死”时,他们并不是真的希望他死掉,他们的咒骂并非实指。当米兰球迷把那不勒斯球迷称作“非洲人”或用一面写着“欢迎来到意大利”的旗子去欢迎他们时,这些虽属恶意的咒骂,但它们的意义却无需夸大。我们只要想一想1990年世界杯比赛的情景,同样是这些米兰球迷,在当时却支持喀麦隆队去对战阿根廷,虽然后者的球队中有一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名叫迪哀哥·马拉多纳的球员。因此没有必要过分夸大球迷语言中的意义,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深层动机。
为了理解某些如忠诚、支持和身份认同等方式的建立,我们可以集中观察来自不同的城市、地区或国家的球迷的身份认同。如果球迷按照所属城市、肤色或国家来选择支持的球队,那么这是由于他们所选择的队伍通过比赛而成为他们这样一个特殊集体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共同体符号。一支球队的风格不仅与球员的表现相符,更与一种源自传统而为某个集体所奉行和力图表达的不变的形象相符。风格也是集体世界观的一部分,它不只是人们生活或比赛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对为他们所青睐的生活方式和比赛理念的宣扬。在马塔(Matta 1982)看来,巴西队重视假动作技巧的风格反映了社会的一种黄金准则——通过漂亮的伪装来寻求解决个人问题的出路。
同样,马塞的奥林匹克球队,都灵的尤文图斯球队以及那不勒斯球队都有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反映了一种带有个人和城市特征的世界观。马塞球队和马塞人以他们对华丽、幻想和壮观的热爱而知名,开始时其足球俱乐部的口号是“直接破门!”。爆发力强、动作敏捷的前锋在马塞球迷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一些天才型的运动员——例如法国的守门员之王们,则被他们彻底遗忘。在那不勒斯,人们更欣赏创造性的、充满技巧和假动作的引人入胜的比赛。那不勒斯球队最大的标志性形象是1925-1935年队中服役的球星阿提拉·萨卢斯特罗,他因高超的技巧和娱乐性的表演被称作“足球猎犬”,并在退役后与新剧派女星露希·阿尔波特结婚。
都灵尤文图斯队的风格可以说与马塞和那不勒斯队都不相同。它是一种高贵的“老妇人”风格,与工业社会的礼仪和严格的纪律性相适应。从1923年起,菲亚特汽车厂的拥有者——阿科内里家族,拥有了这个足球俱乐部。由俱乐部经理E.阿科内里于1923-1935年创立的“尤文图斯风格”以三个S作为标志:“Semplicità,Serietà,Sobrietà(简洁、严肃、冷静)”。这些主题也通过一句乐于为阿科内里所援引的成语加以补充:“精益求精。”俱乐部的运作和球队风格都反映了这种冷峻的风格。在足球场上,球员对阿科内里家族及其企业理念的宣传极为重要:公平竞争、公正性、对裁判判罚的尊重等是核心要素。这种文化——一种建立在极高要求上的、创立了阿科内里和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托格利亚提之间的友谊的文化——的标志形象是50年代球星约翰·查理斯在著名的1957年德比(Derby)赛场上具有骑士风度的、令人敬佩的表现。当其球队后卫造成了对方一名队员头部受伤时,查理斯守护在着这位受伤队员一旁直到医生赶到,尽管在此期间裁判并没有中断比赛。
足球将一般性和地方性身份认同价值联结在一起。这一过程可以通过一个地方球队的组成而观察到,这种球队常被视作对当地人的一种反映,让他们情愿为此扛大旗。然而一种矛盾必须被注意到。从球员招募的观点看来,最富有的俱乐部可以很轻松地买到最有价值的球员。这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尽管如此球员招募仍然建立在对文化的考量上,这种表面上好像只是对素质优秀的球员的寻找,在实际决策中却受到了基于地区身份性认同的深层情感的影响。马塞奥林匹克足球队就反映了该城市的政治观。1899年球队创立之初,特别是1932年球队职业化以来,马塞队建立了由来自中欧和北非及其他外国移民的球员组成一支独特的成功球队的战略。二战之后,一些来自瑞典、斯洛伐克、巴西、西非以及最近英格兰的足球明星与俱乐部签署合约,对球队的形象产生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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