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未说西洋人食人之前，先看看我国相关的史料，倒真教人大开眼界。

 

　　被称为钱锺书后中国学问最好的金克木，真是“何道不治、何艺不闲”的大学问家，去年出版的《文化三书》（东方出版中心），所收数十短论，题材广泛，令人目不暇给。内有《食人·王道》一文，是金氏阅读《资治通鉴》中有关“人食人”记载的笔记。《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实用性”高，是经常被引述的典籍，惟此前说其中“人食人”的似不多见。金先生摘引多处“人食人”史实，真是触目惊心，举其荦荦大者，有“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死弱以充食”；“斩首万余级……军无食，脯（林按制成肉干）其尸而啖之”；“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以盐覆尸，保人肉〔咸肉〕不致败坏以为军粮）；“是冬大雪，城中尽食，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人肉价钱显然不及狗肉五分之一，也许是人肉供应较多亦可能是狗肉味道远胜人肉需求较殷之故。

 

　　我国古籍记“人食人”的事，并不罕见，金文指出千余年前“人食人”甚普遍。《公羊传》便记春秋时期围城出现粮荒，饥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的惨象；当时绝粮后食物的次序是马、雀、鼠、妾、奴、妇人及老弱男子（当时尚无家畜家禽？），而到了五代的后汉（947-950年），有大官“好食人肝，尝剖而脍之；脍尽而人犹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胆……”又说“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杀人的方法与屠羊猪等同）。“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虽是“慷慨悲壮”之词，亦是现实的反照。

 

　　不过，先人食人，应在天灾人祸即饥寒交迫及战乱之际，风调雨顺和平时期丰衣足食，除了有奇嗜如前述好食人肝者，人是不会食人的。清人笔记中的卖人肉“黑店”，只是“偶发事件”，且作者凭耳食之言，未必是事实。古人好写“笔记”，记所见所闻所思，然其中不少是小说家言，并非全是事实的记录。

 

　　事实上，我国人食人似不及外国普遍，以我国古时候似较外国先进。混沌初开时期的生活景象是“有巢氏俾（教）人居巢，积鸟兽之肉，聚草木之实”为生，这似乎是“有兽肉有蔬果”了。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引《古史考》：“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又引《白虎通》：“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新语》则说“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盘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似乎不错，当然毋须动同类的脑筋。

 

　　显而易见，人食人只是受现实所逼偶一出现的畸行。古人狩猎、耕作，人多鸟兽少时，有家畜家禽可供食用；古人何时开始养畜牲？从《周礼》的“凡祭祀，饰羔”，饰羔是指“除牛牲外，凡豕牲、羊牲、犬牲”，即无牛祭祀时，以“文绣饰”（挂彩带）的羊、猪和狗都可当为祭品。这些“牲”显然已是家畜；传《周礼》成书于公元前三四十年间，可见饲养家畜有悠久历史，食人肉便无必要。

 

　　《思辨史》的封面是德国（比利时出生）雕刻家狄贝利（Theodorus de Bry，1528-1598）的木刻（巴西土著屠宰、分割人体及烧烤图），一群裸体的男女老幼（黑白皆有）在举行烧烤聚餐，俎上是头颅及四肢被砍掉的人体躯干，小童持人头在水池边玩耍，四肢及躯干分置以树枝为架的烧烤炉上；内文人食人插图数帧，赤裸裸血淋淋令人作呕，唯以狄贝利的作品最为可观——又一群西巴人，同样是黑白杂陈男女老幼皆有，围坐从大盘中以手取肉及内脏进食。这些木刻是否反映了十六世纪巴西人的“饮食习惯”，笔者不得而知。按常理揣测，艺术家的作品反映了时人生活面貌，可是，据狄贝利简略传记所述，他从未离开欧洲；原来狄贝利一家三代均为雕刻家兼营出版业，其出版物的最大卖点是搜集“北美归侨”及远航归来海员的“北美见闻”，然后写成故事（拉丁文）及刻图作为插画。狄贝利的书据说曾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一本于1976年出版的题为《狄贝利笔下的新世界》（Discovery the New World Based on the Works of...），仍有“孤本”求售，虽售价不贵，但自知无时间顾及，并未购下，因此对他的生平可说所知甚少。至于他那几帧巴西土著食人大餐的木刻画与现实有多大距离，笔者无置喙余地，揣测狄贝利凭道听途说而动笔，然而，海外蛮荒历险归来者可能因过度兴奋而夸张失实，据此写作、作画（木刻）便可能无法忠实地反映现实。不过，哥伦布十五世纪末期初抵新大陆，便见“食人者”（man-eaters）。可见在巴西人食人不是罕例，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巴西境内亚马逊河流经的蛮荒之地仍时有食人族食人的传闻，反证狄贝利的画作有一定事实根据；令笔者“存疑”的是烤人肉野餐的排场而已。

 

　　事实上，在不懂农耕（或歉收）以及未饲养禽畜而又身处无兽可狩猎地区，特别是孤悬大海的岛屿时，单靠鱼鳖蚌蛤甚难生存，为了延续生命和传宗接代，人食人——健壮者杀食衰病老稚者，正合适者生存的“大道理”。

 

　　《马可·孛罗游记》作者在“一个亚洲帝国”看见一群人围住一名病弱者，以布蒙其头，然后把他砍成数截并煮而食之。孛罗于1271年至1275年在中国，“受忽必烈大汗热烈款待”，且当上扬州总督（Governor of Yang Chow）……1295年回故乡威尼斯，稍后在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下狱，于牢中写这本游记。其内容或是事实，只是所写种种，相信是在中东地区听当地中贸商人肯定加盐加醋的忆述，并非他亲眼所见。《思辨史》（57页）更认为孛罗有关人食人的“见闻”，可能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希腊波斯战争史》（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中获得“灵感”（inspired）。此说甚得吾心，以笔者向来不相信孛罗来过我国，唯他记人食人事，发生在当时的中国，并非不可能。马可·孛罗又说若任由患病者卧床不理，其肉体将腐烂生满蛆虫最后必死无疑，与其让病人缠绵病榻痛苦而死，何如杀而食之！不过，在礼教之邦，人食人毕竟并非普遍现象。十四世纪天主教教宗遣特使来中国，查察中国是否如旅游者所说为茹毛饮血的化外之国；关于人食人部分，特使向教皇的报告这样写道：“中国并非人食人的国家，当然，出现个别人食人的人魔（individual monster）是可能的。”（86页）笔者相信实情确是如此。